营炮拖累碍事，弃置不管，一溜烟沿北海岸退回威海。

此时，成山一带已无清军一兵一卒，但日军还是不敢贸然上岸，又向岸上认真扎实地排轰了两个多小时，才开始实行登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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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对日军的登陆活动，清政府始终拿不出果断而切实的对策。

10日日军一动，12日，朝廷便已获悉日船近五十艘聚泊大连湾的情况。

更令人惊讶的是，清朝甚至已经得到了日军在成山头登陆的消息。

具体说，是东海关道刘含芳已经探知。

自旅顺作战开始，刘含芳就不断派出侦察人员，甚至托付外国船主，去旅顺打探，很早地报回了旅顺战况，后来又时刻关注日军动向。

14日，刘含芳发现英国海军提督（舰队司令）斐利曼特尔率领8艘军舰离开烟台，这引起了他的注意，探听得知，他要前往成山头，等着观看日军登陆。15日，又从英国驻烟台领事处确认了“日军将由成山头登陆”的重要情报。

报告打上去，层层报给朝廷，朝廷回话，让加紧防备（“水陆各军严密防守，力与相持，毋令乘隙登岸”）。

接着就是日舰炮击登州的消息。朝中竟还有人聪明地认为，要小心日本人“诡谋叵测，威海之防不可一日稍松”。

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21日，日军登陆的消息得到证实以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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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时候，朝廷真着急起来，但意见分歧也出来了。

中枢一度希望要截击日军。22日，朝廷电谕李鸿章，明确地指示海军出海袭击：“闻敌人载兵皆系商船，而以兵船护之，若将定远等船齐出冲击，必可毁其多船，断其后路，此亦救急之一策。”[《军机处电寄李鸿章谕旨》，《清光绪朝中日交涉史料》]23日，又命李秉衡迅速联络海军，合击上陆之敌，并让海军“乘间出击，断贼归路”[《军机处电寄李秉衡谕旨》，《清光绪朝中日交涉史料》]。

李秉衡以守土有责，急欲扫清敌人，当然非常赞成朝廷的主张。也更加积极地请示：“伏查倭人既经登陆，其船上必无重兵，我若以兵船奋力攻击，毁其运兵及接济粮械之船，则水路受创，陆路亦易得手。如谓保护铁船，恐其战败毁伤，万一威海有失，则海军根本已废，铁船从何处保全？此理甚明而易见。”[《奏请饬海军轰击倭船片》，《李忠节公奏议》]

截击道理很对，困守的后果也被他言中了。但，截击的理由却不应该是倭人登陆，“船上必无重兵”，就可以打空船了。李秉衡果真不懂？没了运兵船这个顾虑，海军战队打起来，不更轻松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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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署南洋大臣张之洞为代表的一种意见，则是迅速增援威海后路。

理由是，威海“台坚炮巨，炮手亦好，敌船不能攻，故袭后路。此攻旅顺之故智也。”说对了，敌人怕的是炮台，军舰不敢从海上来攻，所以才从陆上袭击后路。这是攻旅顺的翻版。

逆向思维，我就应把主要精力用在陆上增援，力保炮台不失。

特别是，敌人已经登陆，截击已经是空谈了。

按说，此时朝廷确实应该立刻尽力增援威海。

正好，朝廷此前先后从南方调来二十五营，正在北上途中。其中，贵州古州镇总兵丁槐苗兵五营；徐州镇总兵陈凤楼马队三营，并率清淮马队两营；皖南镇总兵李占椿果胜练勇五营；记名提督万本华长胜军五营；总兵张国林健胜军五营。

张之洞认为：山海关一带军情趋于缓和，“诸军尚多”，此二十余营“似非急需”。因此，他建议：即令此二十五营取道莒州（临沂）等处，直趋烟台，探明威海后路情况后，相机增援，待威海保全后，仍然可以再让他们赴山海关[据《署南洋大臣来电》，《清光绪朝中日交涉史料》]。

刘坤一与张之洞意见一致。所以，他一面亲见李鸿章商量北洋战守事宜，要决定威海出击还是坚守；一面电令“所调江南马步诸军，由山东迅赴烟台或威海，探悉倭人所向，全力截击”。另外，他还上奏朝廷，提出：军情既然已有变化（意思是敌军已经扑向山东，天津附近明显不会有敌军上岸），所以可令已调至近畿防御的总统皖军马步二十营的提督程文炳和总统甘军马步十八营的提督董福样，“即日率老营启行，由德州、济南一路前进，以期迎头堵截”。[《钦差刘大臣来电》，《清光绪朝中日交涉史料》]

按说，这是一个比较有可行性的方案。反正京津一带揽下那么多部队，白白在那耽误工夫嘛。

可是，朝廷只批准了刘坤一改调江南马步诸军“由山东境迅赴威海助剿”的建议，对令程文炳、董福祥二军赴东省合力堵截的意见，却断然予以驳回了。

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