令部，然后就是等待。

因为他还是没把握，必须要等待第二、三两批登陆部队的到来，所以直到25日，日军全都上岸，才下达了进兵威海卫的命令。

清军，仍然一直没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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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当时的情势下，清军究竟应陔采取何种对策？

事后看来，最切实可行的办法，一面急令威海后路诸军迅速救援威海，一面调本省他处和外省的驻军继续增援，填补留出的空白。

用这种“翻垄”的方法，这才是解决外省援军增援不及的唯一办法。

有史料认为，日军登陆时，威海后路的登莱二州(包括烟台)驻有清军三十二营一万六千多人，完全可以抽调二十余营赶赴东路迎敌。这将会使威海后路的防御情况大为改善，起码可使日军的行进受阻，而推迟其进攻威海卫的时间。

继之，还可从胶、青二州及本省西部抽调若干营，增援东路清军。

然后，再调京畿南部曹克忠等军和江南马步各军来援，以厚威海后路的兵力，填实留下的空洞。

若如此层层布阵，即使不能很快地做到驱逐倭寇下岸，但必可使日军进占威海、消灭北洋舰队的图谋一时难以实现。

只要能把日军拖住，形成胶着，这么拖下去，日军的最后一击落空之后，就能拖到逆转的那一天到来。

回想日本人计划这个山东作战的意图，就不难想到了。

可是，在战略层面的高度上，大清始终被日本压着一头。局势不明，或者说得不到列强的支持，便陷入了绝望之中。连日本的情况，都无法做出一个准确的估价。

清廷就是缺乏这个战略眼光，始终不愿改变重京畿轻山东的战略部署，多次驳回了一些官员关于抽调近畿劲旅东援的请求。

所以，以上所言，全部都是令人可惜的假设……

负责威海后路防务的李秉衡，我就不攻击他更多的是一名文官了，尽管朝廷以为他“颇为能战”，实际上，他对战局上完全缺乏正确的估计。

他始终担心的，是日军“难免不从西面乘隙上岸”。

他更不具备一个将领应有的胆略，一种敢于冒险的精神。

大清大多数将领都已经是一派官僚了，还能要求李秉衡什么呢？

李秉衡始终认为防御的重点在烟台威海一线沿海，始终面向大海、背对敌军，端着架势等着更大规模的日军上陆，好迎头痛击。这种策略，难以避免地造成了布置上平均使用兵力的结果。

虽然，他也曾“电饬威海西面后路各营，各抽五成驰应”[《甲午战争史》引《李秉衡致总理衙门电》(1895年1月20日)《山东巡抚衙门档》]，但可派的军队本来就有限，还要打5折，所以先后派往东路的兵力总共才十营。

象这样添油似的，以区区之弱军，迎锐气方涨之大敌，怎么能阻止其长驱直入？

直到后来，李秉衡才后悔，因为害怕那个想象中的“声东击西”，“嵩武等营未能全趋东面，（以防）转致西面全虚”[《甲午战争史》引《李秉衡致总理衙门电》(1895年1月22日)，《山东巡抚衙门档》]，使敌在东路，始终如面对一座空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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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第二军占领荣成后，大山岩的司令部移驻城里，连日召集参谋人员会议，研究作战方案。

下一个目标――威海卫。

参谋官会议分析，几乎无人怀疑，清军必定采取“恃坚垒雄堡，欲防日军”的战术。这是成欢之战以来清军的惯用战法，是不会改变的。而所有的战例都证明，这正是清军自取败亡之道。

同时，参谋官们也判断：清军绝不可能把全部兵力集中于威海卫，无沦如何，也要有一部兵力担任守备，另外还要有其他驻防的需要[《甲午战争史》]。

这决定了日军在前进中必须一路战斗，突破层层阻击。

所以，参谋官们保守估计：日军从荣成湾登陆到占领威海卫，可能需要两到三周的时间。

按照这个时间来计算，参谋官们还确认：在此期间从各地集中到威海卫的清军不会超过一万六千人。因此，以现有的第二师团全部和第六师团之一半对付清军，日军仍然居于优势。

既然占据优势，还是要抢时间进攻。

关于由荣成至威海卫的道路，有关文炳的察报告，对于沿途的地形及道路情况，已经做了详细记录，也有此次陆军的补充侦察，就比较容易选择了。

从荣成到威海卫有两条路：南路，经桥头、温泉汤、虎山等地，北至威海卫，称为芝罘大道，道路状况较好；北路，经北港西、鲍家村、崮山后等处，穿过威海南帮炮台后路至威海卫，称为威海大道，难以通行，特别是根本不可能用车辆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