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什么也拿不回来。

这个时候，正是威海作战的关键时刻。辽东，山东，大清与日本在两大战场上展开作战，都是为了获得最佳的结果——大清希望能挽救威海和北洋海军，日本人希望彻底攻占威海，消灭北洋舰队。

往战略上说，随着战争的推进，日本人受到节节胜利，甚至有点出乎意料的鼓舞，野心渐渐变大了：除了开始向国际上打出的那个“为朝鲜争取独立”这个幌子，赔款，赔更大数目的军费，割地，都已经强烈地涌入日本人的脑海。

即便是还保持着一点理智的伊藤博文来说，也看到了这个诱人的目标。

1月27日，日本大本营召集当时在广岛的阁员及大本营的高级幕僚，就两国媾和问题举行御前会议。新补参谋总长陆军大将小松彰仁亲王，内阁总理大臣伊藤博文、陆军大臣山县有朋、海军大臣西乡从道、海军军令部部长桦山资纪、参谋本部次长川上操六等出席了会议。会议确定了“以此次中日两国开战主因之朝鲜独立、割让土地、赔偿军费及将来帝国臣民在中国通商航海之利益等问题为重点”的媾和条约方案。明治天皇阅览后，即批准这个谈判条件。

所以，日本人开始玩弄花样。

首先，日本人根本不想休战，停止在山东的进攻。可是，按照国际惯例，开始议和谈判就要实行休战。怎么弄呢？日本人开始抛开“公法”，耍赖。

日本人对热心调停的美国人提出的休战问题，答复谭恩说，“至于休战条件，纵使日本政府许诺休战，亦须在两国全权委员会商后，始能明言。”就是要在谈判中再商量，“停战时间应经各自全权代表在会议上同意”。

然后，又宣称，张荫桓、邵友濂没有全权出使大臣的资格。

当日本政府获悉张荫桓一行由上海起程后，才连忙于1月31日，任命伊藤博文和陆奥宗光为全权办理大臣。

但这两个家伙根本不打算展开和谈，而是认定“详细观察目前国内外形势，不能不说媾和的时机尚未成熟”。实际上，他们在等威海作战取得成果。

经过他们二人的进一步密谋，最后想出了一个很下流的办法：双方会晤后，“第一步先查阅他们携带的全权委任状的形式如何，如有不符国际公法一般惯例的规定，在未进入正式媾和谈判之前，即拒绝与之继续谈判，宣布此次谈判失败。这样，就可在不暴露我国媾和条件下使谈判决裂。”[陆奥宗光：《蹇蹇录》]

这真是机关算尽！在双方使节还未会晤之前，他们就挖空心思要破坏谈判了。

于是，伊藤与张荫桓见面后，互换授权敕书时，见清廷颁给张荫桓、邵友濂的敕书“著前赴日本，与日本所派议和全权大臣妥商一切事件，电达总理衙门转奏裁决。”抓住“电达总理衙门转奏裁决”一句，坚称张荫桓“非全权大臣”。

实际上，天皇颁给伊藤博文、陆奥宗光的敕书，“受命为全权办理大臣，与大清国全权委员会同协议，便宜行事，缔结媾和预定条约，并予以记名调印全权。其所议定各条项，候朕亲加检阅，果真妥善，即便批准。”里面“候朕亲加检阅，果真妥善，即便批准”,与清朝“转奏裁决”完全是一个意思。照这样抠字眼，伊藤也不是日本的“全权大臣”。

就怕流氓有文化。但日本人就是这么无耻无理。

日本人玩的这套把戏，其实根本瞒不了世人。作为大清使节团顾问的美国人科士达明白看出，日本拒使的原因之一，不过是“日方已经派出一支军队去攻袭威海卫炮台，击毁或捕捉在那里避难的中国海军的剩余部分。当着使臣在广岛举行会议时，在该炮台正进行着激烈的战事。无疑，日本人感到在这一仗胜利结束后，他们可以处于一个较优越的地位来签订和约。”[《科士达外交回忆录》，《中日战争》]

对于美国人的热心，日本一直心存戒心，担心美国人从中加以干涉。日本不惜抹了美国人的面子，当然会引起美国人的不满。但目前，狂妄的伊藤是忽略了这点的，或者说，是不太那么担心的。

以胜利者的姿态，玩弄公理，伊藤就这样无赖地拒绝了与大清使臣的和谈。

非但如此，日本人严密监视中国使团，竟不允许使团往北京发电报，交涉后答称：发可以，但把密码拿来阅看后才能发。

中国使节团蒙此耻辱，头等参赞官伍廷芳不禁长叹，无战场胜利，哪来使团的威严，“我将卒苟能奋勇于疆场，不容其猖披，何致就彼而受此欺慢？欲消此恨，其在将与兵焉！和局易成与否，亦在战争之胜负判也！”[《伍廷芳致盛宣怀函》，《盛档，甲午中日战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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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出尔反尔，下达逐客令，中国使团蒙羞受辱。

伊藤特意单独与伍廷芳谈话，托其代向李鸿章致意。实际是隐晦地提出，“贵国何不添派恭亲王或李中堂(鸿章)同来会议，郑重其事？”又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