领炮台。

7日拂晓，日军连滚带爬，悄悄向炮台进逼。但是，爬近之后却发现山顶寂静无声。

原来，乔干臣与炮台守军已于昨夜乘微雨之际退走，袁珍与水雷营兵也同时俱退。日军冲进炮台，四处搜索，不见一人踪影。

就是说，整个战斗下来，日军只损兵二名，毫不费事就占领了营口。

炮台内的大炮四十五门、步枪一百五十支及“堆积如山的弹药”[《日清战争实记》]，全部奉送给了日军。

清军不战而溃，率先逃走的蒋希夷还跑回去向盛京将军裕禄禀报“战绩”，称“在营口拒守炮台，连日血战”。善联也称率团勇北奔的齐永升“遇贼接仗”，“受伤堕马，团勇伤亡五十余名”[《盛京将军裕禄查明营口等处失事情形并参文武各官折》，《清光绪朝中日交涉史料》]。

对照日军的记录，从另一方面也印证了，那基本上全是谎报。

这些谎言瞒不住众人，也瞒不了裕禄。裕禄一本奏折上去，严肃处理。其中，深失朝廷所望的蒋希夷被撤职，逮捕查办（清史载，“三月戊子，褫提督蒋希夷职，逮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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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节最后一役——大战田庄台

营口虽失，但从整个战役来讲，宋庆与吴大澂的判断和部署乃不得己，却是十分正确的选择。

5日，牛庄失守的第二天，清军便进一步探知，日军大股向田庄台而来，更加促使宋庆率军回援田庄台的决心。因为，“牛庄各军既己溃回，若仅派数营，断不能支。而全队拔回营口，亦不能保。即使徒防营口，指日冰解，水陆受敌，且后路运道一断，粮弹不济，亦难支持。今后路被扰，惟有全队回顾。”[《帮办军务处四川提督宋庆来电》，《清光绪朝中日交涉史料》]

而事实证明，吴大澂判断十分准确，但此前武威军、老湘军牛庄阻敌，陈湜福寿军远驻摩天岭，由此湘军各营皆已派出在外，自己“仅率卫队二三百名，断难冒险前进”[《帮办军务湖南巡抚吴大澂来电》，《清光绪朝中日交涉史料》]，焦急万分，除给宋庆发电请求援兵，自己能做的，只有先移驻双台子，以护田庄台后路。

对吴宋两帅的判断和行动，朝廷是肯定的，连电指示，“宋庆率全军回顾西路，是此时第一要著”。并指出：“锦州之防，实惟宋庆、吴大澂专责，务须同心合力，保此一路。”要求宋、吴“互相联络，力顾西路”。

实际统管关外战事的钦差大臣刘坤一也认为退保西路是唯一可行之策。

经过一系列作战，刘坤一对日军惯用的迂回包围战术，对日军和清军的战斗力也有了清醒的认识。日军显然是故技重演，一旦被日军得手，清军难免失亡粮械，损将折卒。所以，“吴大澂现退双台，以期重整，良非易易。宋庆知营口难守，先行移扎田庄台，自系老成主见。倘该军迟留，空为倭败，东三省将不可为。现在唯有北固沈辽，西防宁锦，以保大局。不必急于争锋，俟我蓄锐养精，而后与之决战。亦当出奇制胜，不可一味攻坚，使倭伺间乘虚以袭我后，至蹈今日覆辙。”[《钦差大臣刘坤一来电》，《清光绪朝中日交涉史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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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百多年以后，重新审视这次战役，我们仍然不得不承认，对清军来说，退守田庄台，实是正确的选择，也是无奈之选择。

能清醒地看清日军的战术，却无其它良策。明知日军目标，却无力确保，只能眼睁睁放弃。

这正是“公子哥”野津道贯用兵的厉害之处。让对手无可选择，只能按自己给出的选择去选择，是相当高超的技术水准。

野津似乎已经算准了，清军必然会进一步退守辽河以西，辽河以东兵力空虚。

野津搞出这一系列迅疾的动作，声东击西、避实击虚，直接击中了清军的痛处。

当时，有人建议（包括现在也有人认为）：应乘虚返捣牛庄，进而长驱直捣海城。

远在后方的战略家们，往往不是不懂装懂，就是一厢情愿。咱们中国人传统上自古到今从上到下，小到村里的那点事，都喜欢从战略上考虑问题，就是缺乏针对性的方法，细节的盘算。

实际上，这是既不知己、亦不知彼的不切实际的想法。这个建议好是很好，但要实现，却需要两样具体的东西：机动力，攻击力。

但清军缺少的恰恰是这两样东西。当时的实情是，清军与日军展开机动野战，更有可能被日军捕捉到。这是日军求之不得的事情。

如若不然，从大的战场上来看，海城在辽阳前线，日军主力南下，无力北上之时，辽阳形势缓解。如果真要反击，辽阳清军南下，越过鞍山直取海城，或许才是正确之选。

而在更大战场上，摩天岭守军全线出动，扫荡日军于鸭绿江西岸，以摩天岭为轴，扇形横扫凤凰城、安东，直达岫岩，不是更波澜壮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