醒的认识，所以不久之后又提出了实行持久战的建议：

据报，日军新兵多数以老弱充数，粮饷不继，我们只要坚忍不拔、艰苦斗争，或者据守工事、严密防御，敌人悬师在外、远来作战，如何能长久支持？“近得探报，倭新卒多以老弱充数，饷亦不继，在我只须坚忍苦战，否则高垒深沟，严为防御，倭人悬师远斗，何能久留？力尽势穷，彼将自为转圜之计。况用兵两年，需饷不过数千万，较赔款尚不及半，而彼之所费愈多，‘持久’二字，实为现在制倭要著。”[《钦差大臣刘坤一来电》，《清光绪朝中日交涉史料》]

他所说的“‘持久’二字，实为现在制倭要著”，是在经历了许多重大失败之后才总结出来的至理名言。

四十年后，与刘坤一老乡，同是湖南走出来的一位中国伟大的战略家，理解和实践得更加彻底。老人家以马克思主义战争观，科学地、系统地、透彻地分析了强弱优劣，并写出了光辉的《论持久战》，为中国战胜日本指明了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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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是，虽然“持久战”对于中国来说是最好的方式、唯一的胜著，但清廷并不打算打一场持久战。

原因有很多，皆出自朝廷的担忧。最根本的：战争打下去，会动摇国本。

大清有一个一切不得人心的反动政权具有的通病――防内甚于防外。朝廷害怕的，是国内不稳，这个担心始终悬在头上，这也是朝廷在调兵上始终迟疑不定、小心翼翼，最终也未敢尽数调动全国军队的原因。如果在外敌入侵的艰难时候，国内再闹起一场“太平天国”，甚至只是“捻子”那样规模的反抗，内外交困，大清国危矣。

实际上，在甲午之年前后，大清内部反而有了一个较为平静的时期。除甘肃撒拉族回族起义，攻下循化（循化厅，现青海循化撒拉族自治县），规模不大，旋即被镇压（清史载，“夏四月，甘肃撒回叛，陷循化，雷正绾剿之”），其它地方并没有发生什么起义反抗。

但大清朝廷是不相信群众，也不敢发动群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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朝廷，还有一个割舍不掉的京师。

老京师奉天不用说了，那是清朝皇家发家的地方，也是旧既得利益者长眠的地方。

新京师北京，是大清政权的核心，也是现在既得利益阶层享受生活的地方。

这两者，在大清眼里，是必须死保的重地。惊扰了老祖宗的清梦，或动荡了权贵阶层的安乐生活，降低了幸福指数，都是无法接受的。所以，决不能舍弃，于是这两个地方牢牢“粘”住了清朝重兵。

日本人就是就是看准了这一点，不断拿威胁京师来说事。

大清有识之士也看清了这一点，在提出与日军持久作战策略上，一个重要的举措就是――迁都。

文廷式记述了主战派们私下里讨论迁都之议：甲午期间，张之洞、李文田都主张皇室迁出北京，到西安去。我也认为朝廷如果不再顾恋北京，日本人便没有什么可以要挟的，如同沙皇亚历山大一世把一座空空的莫斯科让给拿破伦，这是个好办法。沈曾植、蒯礼卿则主张暂避襄阳。――“至甲午之役，张孝达（张之洞）制军，李芍农（李文田）侍郎，皆主西狩之议，余亦以为不顾恋京师，则倭人无所挟持，俄主保罗之败法主拿破仑第一，空都城以予之，是良法也。沈子培（曾植）员外、蒯礼卿检讨，皆主暂避襄阳。”

但是，既得利益者反对，朝廷也不敢随便迁都。

北魏孝文帝拓拔弘迁都洛阳，这样一位强势的皇帝，面对大家群起反对，用尽办法费尽力气，连蒙带骗加吓唬，才得以成功，这阻力可想而知。

历史上被动的迁都，多是因为躲避战乱和天灾，而且，鲜有不出乱子的。

朝廷恐惧的，还是政权的稳定。一旦迁都，说明这事就大了，全国人民知道了，朝廷的威信怎么保持？恐怕只能用来扫地。

是啊，想得也对。

不过，没过几年，八国联军一路攻进北京，西太后扮成农村老太婆，挎个小包袱带着一大帮子人逃出北京。

不跑也得跑了。

这下也顾不上体面了。说好的“皇家的威信”呢？

真是早知如此，何必当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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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而言之，大清朝廷已经被吓破了胆。眼里只有不利，没有有利的地方。

一连串的失败，使他们已经完全无法相信会取胜。nuer哈赤的子孙，爱新觉罗家族的后代，哪里还有那种年年奔山海关死磕的血性？

急于摆脱这种危机，办法，就是和谈一条途径。

从前边第二次派使来看，急着寻求和谈的，反而是开始就吵吵着开战，声音最高、决心最大的主战派，帝党们。事情好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