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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果。
这种恐惧可能是自与大清开战以来最强烈的一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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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节不灭的火焰
义军游击为主的作战虽杀伤有限,但它巨大的牵制效果却显现出来。
接连发生的袭击,后路不稳,让日本侵台军感到步履维艰,开始明白要想一下子占领全台并不是那么容易的。
本来,日军眼看推进不利,为加速占领全台,还准备调集兵力,在台湾南部如打狗(高雄,平埔族语‘takau’,意为竹林,与中文‘打狗’音相近,故高雄也被称作打狗)、安平(今台南海边,荷兰入侵时筑城,就是史上著名的赤嵌城,郑成功驱逐荷兰人后,改称安平城,亦称台湾城)或哪个港口来一次登陆,先捣台南,再南北夹击。
但现在北部这么乱,打乱了日军的企图。
接受教训的桦山资纪决定改变“南征”计划,暂缓南进,先完全控制台北新竹间的局势后,再全力南侵。
桦山组织重新制定了一个扫荡台北新竹间抗日力量的计划。
整个作战分两期实施:第一期,清剿台北至大嵙崁和中坜的义军;第二期,驱除和追击大嵙崁至新竹间铁路线右侧的义军,并向新竹以南进兵。
桦山一面加紧派兵在台北新竹间进行扫荡,一面还加紧对台北人民施行残暴的统治,以稳固占领区。这个不难理解和想象,对待中国人民,鬼子的方法五十年延续的始终是这一套。
桦山以所谓“钦命台湾总督”的名义公布了《台湾人民军事犯处分令》,其第一条便规定了“八项死罪”,包括抵抗、破坏、投毒、帮助抗日军、侦测日军情况等,俨然将自己视为“正统”,贼喊捉贼地将台湾抗日军民污蔑为贼寇、反叛者。[据《日清战争实记》]
残酷的镇压根本吓不住以牺牲为荣的反抗者。怕死的人,也根本不会组织起来抗击倭寇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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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台北新竹间的抗日义军主要有三支,让敌人屡遭痛击。
第一支义军,以胡嘉猷为首。
胡嘉猷(1839—1920年),又名阿锦,号甫臣,新竹安平镇人,原籍广东梅县。其父胡珠光从军来台,留居新竹城。甲申年法军侵台,胡珠光为清军修枪械,以功授粮总官,所以胡嘉猷袭封父亲官职,赏戴五品蓝翎。台湾民主国成立后,胡嘉猷起而响应,组织义军备战。日军占领新竹,胡嘉猷以安平镇为根据地,所率义军擅长的是利用居民房构筑工事,屡屡袭击日军兵站补给线的就是他们。据日军森田工兵少尉致东京友人书称:“其队伍之剽悍,与一闻炮声即逃之清兵相比,实不可同日而语。他们在丛林中实行坚固的家屋防御,经常袭击我兵站线,夺我粮食,杀戮我兵。我先头部队有此后顾之忧,而不能向新竹以南进兵。”[《日清战争实记》]
日军决定进攻安平镇,但打了三次才得手,总算是勉强攻下。
第一次,败回。
6月28日,凌晨4时,近卫第一联队第一大队从中坜出发,向安平镇前进,行进途中便多次遭到义军袭击。面对敌人攻击,义军“以竹丛中的家屋为据点,顽强地抗御”,日军往往防不胜防,腹背受敌,攻击毫无办法,隐蔽也无处藏身,连伤员都没有安全的地方进行救治,仗打得十分狼狈。大队长三木一少佐见久攻不下,便施出纵火的惯伎,命令士兵“收集茅草,在竹林中放火,但不知何故,火总是烧不起来”。[《日清战争实记》]
从上午8时战至10时半,三木技穷,下令撤退,抬着伤兵回到中坜。
第二次,再度败回。
经过28日之战,三木有了心得,发现义军防御的特点是“以家屋为阵地,周围有土垒、堡垒或竹林环绕,加之四面全是水田,敌军只从墙壁上的墙眼里向外射击,难攻易守。”所以,他增调了一个炮兵中队和一个工兵中队,于7月1日,又率队卷土重来。
上午7时半,日军炮兵中队首先发炮轰击。胡嘉猷就用旧式大炮还击敌人,沉着应战。战至下午3时,义军气势毫未减弱,而日本“炮兵已将炮弹全部打光,攻击却毫不奏效”。三木命工兵上去爆破屋墙,费尽力气终于炸开了一个缺口。但是,义军弹如雨注,难以近前,而且三木只注意了他所谓的家屋,未料到义军还会从日军背后进行抄袭。打到5点,日军丢下死者的尸体,“背负着轻伤的十一名伤员”,“用担架抬着剩余的八名重伤员”[《日清战争实记》],撤回中坜。
第三次,终于攻进了安平镇。
7月6日,日军步炮联合部队重整旗鼓,再次强攻,然而竟发现,安平镇空无一人。日军迅速进入镇子,取得了烧毁全部房屋的“辉煌战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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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上胡嘉猷只是因水井被炮轰塌,没有水吃,“汲饮维艰,乃退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