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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湾北部完全失陷，形势立刻恶化，彼时起，台中开始直接面对鬼子的兵锋。

台中的局势，直接决定台南的安危，台南也已经感受到了越来越强的压力。在此形势下，台中与台南的联合已经到了不得不实行的地步。

对此最忧心的是台南的刘永福。

甲申年中法之战中立下赫赫战功的抗法名将、黑旗军首领刘永福。

1885年，刘永福终于下决心率三千黑旗军由安南（越南）撤回国。

这期间，其实朝廷还是很在意刘永福的贡献，并考虑到法国进占越南涉及到黑旗军特别是刘永福的安危，谕示岑毓英等大臣征求他的意见（估计更多是做说项），因为刘永福还受封于越南。但归国，也许是他当时情况下的最好选择。刘永福因功被朝廷授记名提督简放，顶戴花翎，回国后又被赐予“伊伯德恩巴图鲁”名号和“三代一品封典”的恩赏，1886年授南澳镇总兵。

很多人说，这不过是给这位曾经的“反贼”头领一个官职养着他。朝廷千方百计拉拢劝诱这支被“招安”的军队回国，十年内，一再裁撤，最后只剩300余名老兵，著名战将亦多星散，一支英雄劲旅被清朝政府无形之手摧残殆尽。

实际上，战时募勇扩军，大战之后裁军，是大清的一个通行做法。面临裁撤的何止是一支部队，再说按清朝兵制惯例，多数总兵也是这种情况，不可能在平时拥有大量部队。

战争造成的巨大财政负担也使地方大员们饱受重压，中法战争刚刚平静，岑毓英地方督抚就急急地建议裁撤勇营，被朝廷申斥。“惟条目尚未议定，事变殊难豫度，越南地方未靖，尤易横生枝节。各路防军断不可因有可和之机，稍形松懈。仍著岑毓英严督各营，择要驻扎，认真操练，以备不虞。”并特别指示，“所有裁并勇营，著照所议办理，务期汰弱留强，以资得力。刘永福一军，前经打仗著绩，不无微劳。此时该军退扎大滩保胜一带，著该督妥为拊循，并详察该军现在勇数若干，若何安置之处，妥筹具奏。”[《清实录》]

因此，遵照汰弱留强原则，和对黑旗军功劳的考量，还是进行了奖励和妥为安排。特别是张之洞十分看重，为保留这支作战力量，也给予了相当加强。

但黑旗军连年征战，已是牺牲很大，大量老弱伤残需要安置，回国时旧部止有五百强兵，还是张之洞从拟裁撤的奥勇之中挑选精壮，给补齐了2000人。

可是，十年之内，整个国家文恬武嬉，黑旗军亦所难免再度凋零。

1894年中日战争即将爆发，台湾孤危，朝廷急需知兵之将，于是又想起了他，“六月丁卯（7月24日），命南澳镇总兵刘永福赴台湾。”[《清史稿》]

刘永福受命援台，前赴危区。

“抚剑夜吟啸，雄心日千里。”花甲之年又蒙召，一股再赴沙场、为国杀敌的豪情肯定充塞了这位老将的胸膛。

但，别看是奉王命干正事，刘永福从开始便备受种种掣肘。

据说渡台前，他要求闽、粤总督准其回粤西、桂南招集旧部，重建黑旗军。但被婉言拒绝了。

究其原因，也是一声叹息……这还了得，按封建官僚们的逻辑，被招安了也是“贼配军”。你那些骁勇能战的部下，最好还是老死田间吧。就是到了战争一触即发的时候，总督们也深谙朝廷防内甚于防外的心思，谁也不敢做主，没人接这个茬。于是刘永福的要求被阻，而且连钱粮也不给，按规矩，你去台湾，军费该找台湾巡抚要。

悲愤之下，刘永福还上书朝廷，痛陈“当此之时，既无粮钠，何能招军？言至于此，不禁痛哭！此皆福平日有统军之名，无统军之实。”（刘水福《乞总署代奏下忱书》）其实，让他成了空衔将军、光杆司令的正是那个满清朝廷。

所以，朝廷只是一再催他起快起行，而只答应暂时先招募部分新兵。

尽管困难重重，但刘永福守台心切，想尽办法立即就地补足四营人，后又续招两营，于8月1日成军（这一天，中日双方宣战），9月2日在汕头乘轮东渡。

这一去，别说招旧部，连回粤招募新勇的机会都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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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朝廷的意思，刘永福是和唐景崧一起辅佐巡抚，从军事上加强台湾防卫的。但一到台湾，他就被巡抚邵友濂奏请部署在台南，直到唐景崧当了代理巡抚，直到日军登陆台岛。

个中原因正史中概无所提及，但刘永福确实卷入了一桩“公案”。

朝中官员鸟嘴一天也不闲着，战事渐紧，一封“台浙两省防务紧要，抚臣均难胜任”的奏折又摆上了皇帝案头，其中说到唐景崧一向不太服从邵友濂，刚刚署理台湾巡抚，便开始整人了。“据称台湾现署抚臣唐景崧与邵友濂素不相能，甫接署任，即欲将邵友濂所派各军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