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怎么不死呀……不过等着吧，你威风不了多久啦！会有人把你绞死的，你等着吧！”

孤狼抓住他的肩膀……我冲过去解救他……

“您别动，先生！”守林人朝我吆喝道。

我并不怕他吓唬，而且已经伸出了手。但是，使我万分惊讶的是，他一下子把那人胳膊上的腰带扯掉，抓住他的衣领，把帽子扣到他的眼睛上，拉开门，一把把他推了出去。

“带着你的马滚蛋吧！”他在他后面叫道，“可是你要小心，下次我可要……”

他回到屋里，在角落里摸索起来。

“哦，孤狼，”我终于说，“你真使我感到惊讶！我看出来，你真是一个极好的人。”

“唉，得了吧，先生，”他烦恼地打断我的话说，“只是请您不要说出去。我还是送您走吧，”他又说，“看来，您一时是等不到这点小雨停息的……”

院子里响起那人的马车的轧轧声。

“听，他走了！”他小声说，“下次我要好好收拾他！……”

半小时以后，他就在树林边上同我分手了。

歌 手

最初刊于《现代人》杂志，1850 年第11 期。在《现代人》杂志编辑部得到高度的评价，屠格涅夫给维亚尔多的信中，也称作品的成功超过了他的预料。

不大的科洛托夫村原来属于一个女地主（那个女地主因为生性又凶恶又厉害，在附近一带得了一个外号叫“刮婆”，真名字倒是失传了），现在归彼得堡的一个德国人了。这个村子在一面光秃秃的山坡上，被一条可怕的冲沟从上到下切开。这条被冲得坑坑坎坎的深沟像无底深渊似的张着大嘴，弯弯曲曲地从街道中心通过，比河流更无情地——河上至少可以架桥——将可怜的小村子分为两半。几丛瘦弱的爆竹柳挂在沙质沟坡上。在干干的、像黄铜一般的沟底，是一块块老大的黏土质石板。景象不怎么美观，这是不用说的。然而附近所有的人都十分熟悉到科洛托夫村的道路，他们很喜欢常常到这里来。

在冲沟的顶头上，在离像小裂缝似的冲沟开头处才几步远的地方，有一座四方形的小木屋，孤零零的，跟其他房屋都不在一起。屋顶盖的是麦秸，还有一个烟囱。一扇窗子像一只锐利的眼睛似的望着冲沟，在冬天的晚上，老远就可以在朦胧的寒雾中看见这扇有灯光的窗户，它像指路星似的对许多过路的庄稼人闪烁着。小屋的门框上钉着一块蓝色木牌。这小屋是一家酒店，名叫“安乐居”。这家酒店里卖的酒不见得比规定的价格便宜，然而来的顾客却比附近所有同类店铺的顾客多得多。其原因就在于酒店老板尼古拉·伊凡内奇。

尼古拉·伊凡内奇当年是一个面颊红润、一头鬈发的挺拔小伙子，现在已经是一个异常肥胖、白了头发的男子，肉嘟嘟的脸，精明而和善的眼睛，油光光的额头上一道道的皱纹——他在科洛托夫村已经住了二十多年了。尼古拉·伊凡内奇同大多数酒店老板一样，是一个机灵和有心计的人。他并不特别殷勤，也不是特别能说会道，却有吸引顾客、留住顾客的本领，顾客坐在他的柜台前，在这位慢性子的老板那虽然非常锐利，却安详而亲切的目光之下，不知为什么都感到愉快。他有很多正确的见解。他又熟悉地主们的生活，又熟悉农民和市民的生活。在别人遇到困难的时候，他会给别人出很不错的主意，但他是一个小心谨慎和自私的人，因此宁可站在一边，只是随随便便、似乎毫无用意地说说一些看法，让自己的顾客——而且是他喜欢的顾客——明白明白事理。

他对于俄国人所看重和感兴趣的一切事都很在行，如对马和家畜，对森林，对砖瓦，对器皿，对布匹毛呢和皮革制品，对歌曲和舞蹈。在没有顾客的时候，他常常盘起自己的细腿，像麻袋似的坐在自己门前的地上，和一切过往行人打打招呼，说说亲热话儿。

他这一生见过的事情很多：他眼看着几十个常来他这儿买酒的小贵族相继去世；他知道周围一百俄里内发生的种种事情；就连最机警的警察局长想也没有想到的事情，他都知道，可是他从不乱说，甚至也不流露出知道的神气。他总是默不作声，只是笑笑，动动酒杯。邻近的人都很尊敬他。县里身份最高的地主、高等文官舍列别津科每次经过他的门口，都要放下架子，朝他点头。

尼古拉·伊凡内奇是一个有影响的人：一个有名的盗马贼偷了他的朋友一匹马，他叫那贼把马送还了；附近有一个村子的庄稼人不服新的主管人，他也把他们开导好了。诸如此类的事很多。不过，别以为他做这些事是出于爱正义，出于对他人热心——不是的！他只是尽量防止出什么事情，免得破坏他的安宁。尼古拉·伊凡内奇已经娶妻，而且也有孩子。他的妻子是一个鼻尖眼快、动作利落的小市民出身的女子，近来也像丈夫一样有些发福了。他在各方面都信赖她，钱也由她收藏。发酒疯的人都怕她。她不喜欢他们：赚不到他们多少钱，吵闹得却很厉害，愁眉苦脸、寡言少语的人倒是更合乎她的心意。尼古拉·伊凡内奇的孩子们都还小。先前生的几个孩子都死了，但是活下来的几个长得都很像父母。看着这几个健康的孩子那聪明的小脸，是很愉快的。

七月里一个热得难受的日子，我慢慢跨着步子，带着我的狗，贴着科洛托夫村冲沟边往上走，朝“安乐居”酒店走去。天上的太阳火辣辣的，像发了疯似的，无情地炙晒着，烘烤着。空气中到处弥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