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话，就是先生您打来的吗？’

“‘我是冲锋队中队长于尔根斯。我要请马顿斯医生听电话。马上去请他来！’

“‘是，’那个女人说，‘请等一下。’”

施瓦茨瞅着我。“在电话里等待逃生的时候，听着听筒里那种可怕而轻柔的嗡嗡声，这你体验过没有？”

我点点头。“你等待的甚至不一定是逃生。也可能是你试图赶走的那种空虚之感。”

施瓦茨继续讲他的故事。“‘我是马顿斯医生。’我最后听到那边开腔了。我又处在这样一种境地，要是在从前肯定会叫我发笑的。而那时，我的喉咙焦干了。

“‘鲁道夫。’后来我终于嘟嘟囔囔地说。

“‘对不起，您说什么？’

“‘鲁道夫，’我说，‘我是海伦·于尔根斯的亲属。’

“‘我不明白。难道你不是冲锋队中队长于尔根斯吗？’

“‘我是想打电话给他，鲁道夫。要找海伦·于尔根斯。现在你是不是明白了？’

“‘我一点也不明白，’那个嗓音在电话里气呼呼地说道，‘有个病人我才诊断了一半……’

“‘我能不能上你的诊所去，鲁道夫？你现在是不是很忙？’

“‘你到底要干吗？你是谁，我甚至还不知道，可你……’

“‘老沙特汉德。’我说。

“我突然记起童年时，我们在扮演印第安人的时候彼此称呼的名字，这些名字都是从卡尔·梅[30]的小说里找来的，十二岁那年我们都曾贪婪地阅读这些小说。有那么一会儿，我什么都没听到。随后，马顿斯轻轻地说：‘那是什么意思？’

“‘温内图，’我答道，‘你把从前的名字都给忘了吗？哎呀，那些都是元首爱读的书嘛。’

“‘那是事实。’他说。大家都知道，这个挑起第二次世界大战的人，床头总是放着三四十卷卡尔·梅的作品。这些描写印第安人、用陷阱捕兽的人、打猎的人的小说，连十五岁的孩子都认为有点儿荒谬可笑的，却是他最喜爱的读物。

“‘温内图？’马顿斯用怀疑的口气重复了一遍。

“‘是的。我非得来见你不可。’

“‘我不明白。你在哪儿？’

“‘这儿。在奥斯纳布吕克。我们能在哪儿见面？’

“‘我正在给病人看病。’马顿斯呆板地说。

“‘我有病。能上你那儿请你诊断一下吗？’

“‘这到底是什么意思？’马顿斯说，他这种嗓音，说明他已经决定好怎么办了。‘如果你有病，就到我这里来见我。干吗还要费事打电话啊？’

“‘什么时候？’

“‘最好是七点半。七点半，’他又说了一遍，‘不要提前！’

“‘好。那我到七点半来看你。’

“我把电话挂好。我满身是汗。我慢悠悠地朝出口处走去。一弯苍白的半月从云层中稍微露出来了一会儿。只消再过一星期，我想，它就会成为一轮新月。正是穿越边境的好时机。我看了看表。还有三刻钟。最好是离开这个车站。凡是在车站周围闲荡的人，往往会引起人家的怀疑。我走的是光线最暗、行人最少的街道。这条路通向古老的城墙。有一段已经给平整了，还栽上了高大的树木。另外那沿河的一段，仍然是原来的样子。我顺着城墙，穿过广场，经过圣心教堂。

“从城墙的上层，你可以越过河面，眺望城里的房顶和高楼。大教堂那巴洛克式的穹顶，在摇曳的月光中闪烁。我熟悉这片景色。它被复印在成千张风景明信片上。我也熟悉河水的气味，熟悉城墙边缘那条马路上的菩提树的味道。

“我看到一对对情侣坐在树木中间的长凳上，从这儿可以看到河流和城市的景色。我在一条空着的长凳上坐下了，为了消磨那去见马顿斯以前的半个小时。

“大教堂里的钟开始敲响了。我心里十分烦躁，只觉得那钟声的振荡确确实实震撼着我。好似在观看一场无形的网球比赛，运动员的一方是我非常熟悉的旧我，他战战兢兢，畏畏缩缩，不敢考虑自己的处境。另一方是新我，他勇敢大胆，甘冒生命的危险，好像没有其他可能的出路——一场古怪的精神分裂的竞赛，由一个冷静客观的人当裁判，这个人尽管毫不偏私，心底里却希望那个新我能够取得胜利。

“我记得那半个小时里的一切详情细节。我甚至还记得对自己做出这种不偏不倚的分析表示的惊奇。倒好像我正站在一间四壁镶有镜子的屋子里，这些镜子漫无穷极、空无一物的空间里前前后后地照射出我的形象，而在每一个映影后面，我都发现另一个映影，俯临在前一个映影的肩膀上。这些镜子似乎陈旧灰暗，因此我也看不清楚那些形象的表情到底是迟疑，是悲伤，还是满怀着希望。照出来的形象都被闪着银光的昏黑弄模糊了。

“一个女人在我旁边坐了下来。我不知道她要干什么，而且我也不清楚这个野蛮政权眼下是不是连这些事情也都要变成军事训练了。因此我站起身来，走了。我听到那个女人在我背后笑着，我后来一直没有忘记在奥斯纳布吕克池堤上那个陌生女人轻盈、相当傲慢，却又表示同情的笑声。”

4

“候诊室里空荡荡的。窗边一个架子上，放着几株叶子又长又韧的植物。桌子上搁着几本杂志，封面上印的图像里有纳粹党的要人、兵士以及一队希特勒青年团员。我听到急促的脚步声。马顿斯站在门口。他直瞪瞪瞅着我，然后摘下了眼镜，眨巴着眼睛。候诊室的光线很暗淡。他起初认不出是我，大概因为我留了小胡子。

“‘是我，鲁道夫，’我说，‘是约瑟夫。’

“他向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