茨最后说道。“上千的灯光和街道通向无穷……”

我没有回答。对我来说，生活便是停泊在下面塔霍河上的那条船，它并不通向无穷……它通向美国。我历尽种种艰难险阻，时间把这种艰难险阻如同臭鸡蛋一样甩向我们。我唯一的艰险活动是要一张有效的护照，一张签证和一张船票。对一个并非出于本意的流浪者来说，正常的生活变成了最富于浪漫色彩的梦想，而冒险却是一种折磨。

“那天，苏黎世在我的眼里正像今夜这个城市在你的眼里一样，”施瓦茨说，“我认为自己已经失去的一切在那里重又开始了。时间——这个你知道——是一种冲淡了的死亡，一帖分成许多份无害剂量的慢性毒药。最初，它会叫我们兴奋，甚至会使我们觉得会长生不老——可是一滴又一滴、一天又一天地吃下去，它就越来越浓烈，把我们的血液给破坏了。即使拿未来的岁月作为代价要买回自己的青春，我们也办不到了。时间的酸性作用已经把我们改变了，化学组合再也不是跟原来一样了。那得有一个奇迹。而那个奇迹就发生在苏黎世。”

他一动不动地站在那儿，望着下面灯光闪烁的城市。“那是我一生中最最可怕的一夜，”他慢条斯理地说，“我要把它当作最最幸福的一夜来回忆它。回忆难道不能够做到这一点吗？它一定能够。奇迹在它发生的时候，绝不是完美无瑕的。它总是有一些扫兴的小事。可是一朝它永远消逝，再也不能有所改变的时候，回忆却能使它完美无瑕，而且从此以后它也不会再有什么改变了。如果我现在能够让它复活过来，它是不是一直会是那个样子呢？它是不是会与我同在，和我的生命一同终结呢？”

他站在台阶上，注视着不可抗拒、逐渐进逼的黎明，几乎像是神经错乱了的样子，黑夜中一个可怜的被遗忘的人影。我为他觉得万分的难受。“你说得对，”我说，试着不让他难受，“我们对自己的幸福，在我们知道它将有多少部分会与我们同在之前，怎么能够真正觉得有把握呢？”

“唯一的办法，”施瓦茨嘟嘟囔囔地说，“就是要知道我们不能够抓住它，因而就不再试着去把握它。我们用自己那笨拙的双手把它给吓跑了。可是，如果我们不去用手触摸，那它是不是会在我们的眼睛后面无所畏惧地继续存在下去呢？它是不是会在那儿保持下去，和我们的眼睛一同终结呢？”

他俯瞰着城市，那里停放着一口松木棺材，泊着一艘轮船。一副深受苦难的神情毁损了他的形象：他的嘴成了一个乌黑的窟窿，眼睛成了两块石子。随后，他的脸又有了生气。

我们继续朝着码头，从小山上往下走去。过了半晌，他开腔了。“我们是什么人？”他说。“你是什么人？我是什么人？还有其他所有的人，以及那些死去的都是些什么人？哪一个是真实的：是人还是他照在镜子里的映像？是一个活人还是他的回忆，他那解除了忧虑的阴影？我的亡妻和我是不是已经变成了一个人？会不会她以前从来不曾完全是我的，只是死亡这个不祥的炼金术才使她完全属于我了呢？既然她只是像我头盖骨底下的一点磷光那样存在着，既然她只有当我要她回答的时候才能回答，而且也只能像我要她那样地回答，那她是不是完全属于我了呢？再说，我既然失去过她一次，会不会第二次再失去她，随着她的回忆的消退，每分每秒都在一点一点地失去她呢？”他直愣愣地瞪着我。“我非得抓住她不可，这你是不是明白？”

我们来到了一条街上，这里有长长的一段梯级从小山上通下去。前一天，在这里一定举行过什么节日活动，使我联想起墓地里那枯萎的花环，挂在一排排房子中间的一根根铁杆上，一串串晃亮的灯泡，被一盏盏横过街道吊着的郁金香形的大灯隔开了。每相距大约二十米，便有一颗用小电灯泡缀成的五角星高挂在那儿。可是那游行队伍，或者是节庆，都已经过去了，节日的装饰如今在晨曦中显得光秃秃的，色彩都褪了。在我们脚底下远远的地方，电灯线路似乎出了毛病，只有一颗星星还发着特别刺目的白惨惨的亮光，电灯在黎明和薄暮时分往往就是这样。

“就是这个地方。”施瓦茨说着，把门推开了。迎接我们的，是一个被太阳晒得黑黑的强壮男人。这是一间天花板很低的屋子，沿墙放着许多酒桶，中间摆着几张桌子，有一张已经给一对男女占坐了。我们要了酒，还要了一客凉煎鱼。别的菜都已经没有了。

“苏黎世你熟悉吗？”施瓦茨问。

“熟悉。我在瑞士被逮捕过。挺好的牢房，比法国的还要好得多。特别是冬天。可惜他们至多关你两星期，虽然你也乐于在那儿休息一下。随后，他们把你驱逐出境，于是边境马戏团又重新开演了。”

“我那公开越过边境的决心，多少使我得到了解放，”施瓦茨说，“我不再害怕了。在街上看到一个警察也不再瘫痪无力了。我仍然感到一点震惊，但是很轻微，恰恰足够使我欣赏自己得到的自由。”

我点点头。“危险使我们更加意识到生命。只要危险不是太靠近，生命总是挺完美的。”

“你是这样想的吗？”施瓦茨古怪地瞟了我一眼。“我还要想得远些，”他说，“要想到我们所谓的死亡，想到更远更远的所在。难道一个城市因为你离开了它就不再存在了吗？即使它被毁灭了，难道它不是依然存在于你的心里吗？谁知道死亡是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