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去替你拿一条来。’海伦说。她把我们手边有的食品急忙包扎起来。‘真的只要一两天工夫吗？’她问。

“‘最多两天，’那个警察说，‘只是检查一下你的身份证，总是这一类的事。C’est la guerre, Madame.[47]’

“这句话，我们是经常听到的。”

施瓦茨从口袋里掏出一支烟卷，点上了。“你知道那是一种什么样的情况——在警察局的等候，别的流亡者源源不绝地涌进来，仿佛他们全是危险的纳粹党人而被逮捕似的，坐在囚车里开往地方警署去的那段行程，还有到了警署之后那种遥遥无期的等待。你也去过勒宾大厅吗？”

我点了点头。勒宾大厅是警署里一间很大的屋子，有几分像电影院，他们平时在那里为警察们放映训练影片。里面有一张银幕和几百个座位。“我在那边待过两天，”我答道，“到了夜里，他们带我们到一间很大的藏煤地窖，里头有长凳可以让我们睡觉。到了早晨，我们都像是扫烟囱的工人。”

“一连好几天，我们就坐在那些椅子上，”施瓦茨说，“我们被搞得脏透了。没有多久，我们果然都像是罪犯的样子，他们本来也是把我们当作罪犯抓来的。格奥尔格对我算是报了仇，虽然他自己并没有策划。我们的住址，他是通过警署知道的。有人替他查看了档案。他没有隐瞒他的党员身份——这一点现在就被提出来了。他们以为我是一个间谍。我一天被提审四次，追问我跟格奥尔格和民社党的关系。起初我笑了起来，事情也太荒谬了。可是继而我发现，荒谬的事可能是十分危险的——拿德国的党作为例子——而现在，在官僚主义和战争的冲击之下，连法国这个理性之乡，似乎也发了疯。格奥尔格自己不知道，在他后面留下了一颗定时炸弹。在战时，被当作间谍可不是开玩笑的事。

“每天都有一批新的受惊的人被带了进来。前线还没有杀死过一个人——才子们管它叫la dr?le de guerre [48]——可是一种战争的气氛，却像瘟疫一样停留在这个国家的上空。个人的生命和幸福已经算不得一回事了。人们再也不是一个个的人了——根据军事标准，他们被区分为兵士、适宜于服军役的人、不适宜于服军役的人，以及敌人。

“在勒宾大厅里关到第三天，我完全筋疲力尽了。我们当中有几个已经被带走了。其余的人有的在窃窃私语，有的在打瞌睡，有的在吃东西。生活差到了只给一些最低限度的必需品。然而，我们并没有太意气消沉。跟一个德国的集中营相比，这里算不了什么。在最坏的情况下，你也许被踢上一脚或者被推搡一下，如果你对命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