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都已经熄灭了。我们听到几条街之外一辆看不见的大车驶过的隆隆声。一艘艘渔船浮在不平静的塔霍河上，仿佛盛开着的一朵朵黄色和红色的睡莲，而在下面，又惨淡，又沉静，没有一点人工的光芒，停泊着那条轮船，那艘方舟，那个最后的希望。我们朝着它走下山坡。

这家妓院相当阴沉。四五个又肥胖又邋遢的女人，坐在那儿抽烟或者打牌。没精打采地做了一番吸引我们兴趣的尝试，她们就不来打扰我们了。我望了下表。“不会再待多久的，”施瓦茨说，“而且，不到九点，领事馆也不会开门。”

这一点，我知道得跟他一样清楚。他似乎并不知道的是，讲和听可不一样。

“一年仿佛是一段永无穷尽的时间，”施瓦茨说，“后来，时间似乎一点也不长了。一月里，我们在营房外面劳动，我试图逃跑过一次。两天之后，我就被抓住了。那个臭名昭著的C中尉用马鞭抽打我的脸。有三个星期，我被单独监禁起来，只准吃点面包和清水。第二次我试图逃跑的时候，当场就被逮住了。从此，我便放弃了越狱的念头。没有定量供应卡和身份证几乎是无法走动的。任什么宪兵都可以把你抓起来。而且要到海伦的集中营去，路途可远着咧。

“后来，我们的情况改变了。五月，真正的战争开始了，过了四个星期，战争就结束啦。我们是在未占领地区，可是消息沸沸扬扬地流传，说是有个军事委员会或者甚至盖世太保就要来视察这个集中营。我猜想你总还记得那时发生的一场惊慌吧？”

“记得，”我说，“惊慌，自杀，释放我们的请愿，还有往往会使这种请愿不能实现的官僚主义的无能。也并不总是这样的，有时候，会有那么一个聪明的集中营司令官，由他自己承担责任，把难民释放出来。他们当中有些人，这是真的，后来在马赛[52]，或者在边界上又被逮捕了。”

“在马赛！那个时候，海伦和我身边都有毒药，”施瓦茨打断我的话说，“小小的胶囊。它会给你的心灵带来致命的宁静，是我集中营里一个药剂师卖给我的，总共有两粒。我不知道那玩意儿到底是什么，可是我相信他的话，他说你要是吞下一颗，包管你死得快，而且几乎没有一点痛苦。他说，这毒药给两个人服用足够的了。他所以要把它卖给我，是因为他害怕哪天夜里，陷于绝望的时候，他自己就在黎明之前把它吃了。

“我们好像泥制靶子排成的队列一般。失败来得太快了。谁也不曾料想到会来得这么早。那时候我们还不知道英国会不肯议和。我们能看到的，就是一切都完蛋了，”施瓦茨做出一个厌烦的手势，“而且甚至到此刻，我们还没有把握说它并不曾完蛋。我们被推回到岸边。我们前面只有一片大海。”

海，我暗自思忖。还有依然在那上面航行的船。

门道里出现了我们刚才离开的那家酒吧间的老板。他跟我们招呼的时候，龇牙咧嘴地笑了笑，还模拟着行了个军礼。随后，他跟那些胖乎乎的妓女嘟嘟囔囔地絮语了一阵。她们中间有一个胸部很大的女人，走到我们这儿来了。“跟我们讲一讲，那件事你们是怎么干的？”

“什么？”

“一定会痛得很厉害吧。”

“什么？”施瓦茨心不在焉地问。

“水手们在公海上的那种干法呗！”酒吧间老板从门道里嚷道，笑得那么用劲，我料想他牙齿都会落掉。

“那位行家骗你啦。”我对那个女人说，从她身上发出来一股橄榄油、大蒜、洋葱、汗水和生命的味道。“我们不是同性恋。我们参加过埃塞俄比亚战争[53]，那里的土著人把我们阉割了。”

“你们是意大利人？”

“我们过去是的，”我答道，“阉人就没有国籍了。我们现在是世界主义者。”

她把这句话寻思了一会儿。“Tu es comique.”[54]她随后正经地说，接着她摆动着肥大的臀部回到门口，酒吧老板就在那儿用手将她挽住了。

“没有希望这说起来也奇怪，”施瓦茨说，“你的自我没有了。你甚至再也不知道你自己是什么人了。可是在你心里，仍然有种什么东西叫嚷着要你活下去。而且它是多么顽固地依恋着那种纯粹且赤裸裸的生存啊！有时候，你会感到一种彻底的沉寂，如同水手讲起的那种在台风中心的死一般的平静。你死了心了——你活像一个装死的虫豸——可是你并没有死。你只是放弃把一切心力集中在纯粹的争取生存和为生存而生存上面。你完全清醒，可是绝对消极。你没有可以浪费的力量。台风在你周围狂吹，可是你却寂然不动。恐怖和绝望都已经消失了，连它们也都成了你不复能负担的奢侈品。你花在它们上面的精力，会减损你争取生存的意志——这样你便把它排斥掉了。你仅仅是一双眼睛和孤立消极的准备。一种奇特而宁静的澄澈会忽然支配你。在那些日子里，我有时候觉得像是一个瑜伽信徒，他把一切与有意识的自我有关的东西都抛弃了，为了要……”施瓦茨说话结巴起来了。

“追随上帝？”我一半带着嘲弄地问。

施瓦茨摇了摇头。“为了寻找上帝。我们常常在寻找着‘他’。可是，我们寻找‘他’的时候，总好像我们在试图穿着我们全部的衣物、带着鼓鼓囊囊的背包去泅水。你非得脱光衣服不可。全身赤裸裸的，要像有一天夜里那样，我离开一个安全的异邦，回到我那危险的祖国的时候，泅过莱茵河，仿佛那是一湾命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