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百片树叶离开树枝，飘呀飘地往下掉，仿佛在执行一项神秘的命令。它们安详地滑过清澈的天空，有一些落在了我的身上。那一瞬间，我看到了自由，看到了死的无限慰藉。我没有下什么决心，可是我明白，万一海伦死了，我也有结束我生命的力量，免得我只能孤孤单单地留下来。我还明白，对于那些爱得太深而且他们的爱情又非人间所有的人们来说，这种力量乃是一种福分，一种补偿。这一切我都是不假思索地明白了的，一旦明白之后，我又模模糊糊地感觉到，对我来说，死已经不再是完全必要的了。

“海伦没有在‘哭墙’的行列中间。她在别人都走了以后才出现。她穿着短裤和短外套。她从铁丝网眼里递给我一瓶酒和一个包。穿着这套不平常的服装，她显得非常年轻。

“‘瓶塞已经撬开了，’她说，‘这儿，我还有一个酒杯。’

“她从铁丝网眼里灵巧地钻了过来。‘你一定差不多快饿死了。我在商店里发现一件自从离开巴黎以来还没看见过的东西。’

“‘科隆香水。’我说。她有这股香味儿，在清新的夜里一股清新的香味儿。

“她摇了摇头。我看到她的头发已经剪过了，比以前短了些。

“‘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儿？’我问道，突然暴怒起来。‘我原来以为他们已经把你带走，或者你快要死了，可你居然出来了，样子好像你才去过美容院似的。你是不是还修了下指甲啊？’

“‘我是自己修的。’她伸出手来给我看，还嘻嘻地笑了。‘咱们喝酒吧。’

“‘发生了什么事啦？那边来了盖世太保吗？’

“‘不。是一个军事委员会。可是有两名盖世太保，跟他们一块儿来了。’

“‘他们有没有带走什么人？’

“‘没有，’她说，‘给我一点儿酒喝。’

“我看到她非常心烦的样子。她双手灼热，皮肤那么干燥，我担心它快要干裂了。

“‘他们来，’她说，‘把营里的纳粹党人编了一份清单。这些人都要被送回德国去。’

“‘人数多不多？’

“‘很多。我们没有想到会有那么多的。有人可不承认。有一个人我是认识的——忽然她站出来，说她是一个党员，说她已经收集到重要的情报，说她要回到祖国去，说她受到虐待——他们能不能马上把她一起带走呢？我跟她很熟悉。太熟悉了。她知道……’

“海伦很快就把酒喝干了，将酒杯递给我。‘她知道什么？’我问。

“‘我记不真切了。不知道有多少个夜晚，我们谈啊谈啊。她知道我是谁……’她扬起脑袋。‘我永远不想回去！永远！如果他们真要叫我回去，我就自杀。’

“‘你不会自杀的，’我说，‘他们也不会带你回去的。天知道格奥尔格在哪里，他不是样样事情都知道的。再说，这个女人干吗要把你的情况告诉他们呢？这样做，对她有什么好处？’

“‘你要保证，你不会让他们把我带回去。’

“‘我保证。’我说。她激动得像发狂了似的，弄得我一点没有办法——我当然无能为力，但是我只好像全能的上帝一般讲话。

“‘我爱你，’她说，嗓音又沙哑又颤抖，‘我爱你，而且不管发生什么事情，你一定得相信我。’

“‘我相信你。’我说，心里相信却又不相信。

“她困顿不堪，往后面靠下去。‘我们非得离开这儿不可，’我说，‘就在今天夜里。’

“‘往哪儿去呢？你有护照吗？’

“‘有。有个在保管拘留人员证件的机关里工作的人，把护照还给我了。你的护照在哪一个的手里呢？’

“她没有回答。她往空中凝视了一会儿。‘这儿有一家犹太人，’她随后说，‘丈夫、妻子和孩子。他们来到这里才只几天。那个孩子病了。他们也跟纳粹党人一起站了出来。他们要回到德国去。“你们是不是犹太人？”队长问他们。那个丈夫回说他们都是德国人，要回到家里去。队长还想讲几句别的话，可是几个盖世太保都在那儿。“你们当真要回去吗？”他又问了一遍。“把他们列到名单上去，队长，”有一个盖世太保笑着说道，“如果你们确实那样想念家乡，那我们可以帮你们个忙。”他们的名字给登录了下来。跟他们讲也没有用。他们说他们生活不下去，他们说孩子病得很厉害，又说所有在这儿的犹太人反正也会被抓起来，因此他们还不如现在就站出去。他们说我们在这里落进了圈套，他们还不如索性自动走掉。他们的行动，活像聋了的骡子。你愿意跟他们谈谈吗？’

“‘我？我能谈些什么啊？’

“‘你在那儿待过。你在德国集中营里待过。你回去过。后来又逃出来了。’

“‘我到什么地方去跟他们谈呢？’

“‘就在这儿呗。我去找那个丈夫来。我知道他住在哪儿。我们一会儿就回来。我把你的情况告诉过他。我们还能把他挽救出来。’

“几分钟之后，她回来了，带着一个满面病容的人，这个人不肯从铁丝网眼里钻过来。他就在我对面，站在营房的一边，听着我说话。不一会儿工夫，他的妻子也出来了。她脸色十分苍白，一句话也没说。他们被捕，大约是在十天之前。他们本来关在两个拘留营里。他们逃跑了，随后奇迹般地又重逢了。不管走到哪里，他们总把自己的名字写在墙上，写在人行道上。”

施瓦茨望着我。“你听到过‘苦路’[60]吗？”

“谁没有听到过呢？它从比利时一直通到比利牛斯山。”

苦路一直要追溯到战争爆发后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