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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能？”施瓦茨反问道。我没有回答。有什么可回答的呢？是和不是都一样。

“那为什么不去收容那些被剥夺得最惨的人？”施瓦茨问道。“那些没有名姓和没有名望的人。”

我还是一声不吭。施瓦茨有两张美国签证——他还想要些什么呢？他难道不知道美国人发给任何人一张签证，必须凭这样一个条件，那就是要有人在那边写下宣誓书，保证这个人将来不会成为公众的负担吗？

过了一会儿，他又滔滔不绝地讲下去了。“我在那边一个熟人也没有。可是有人给了我一个纽约的地址，我便写了一封信去。我也给另外几个人写了信。我把我们的处境描述了一番。后来有个朋友告诉我，这事我全做错了。病人根本不容许到美国去。患着不治之症的病人更是连考虑也不会加以考虑的。我应当说，海伦的身体很健康。这一席话，海伦在无意中听到了一部分。那是不可避免的。在马赛，谁也不会谈论别的什么事儿。好像一大群蜜蜂发了疯似的。

“那天晚上，我们坐在卡奴比埃尔大街的一家饭店里。风在街头疾卷而过。我并不泄气。我希望找到一位仁慈的医生，肯给海伦出一张健康证明书。我们仍然在玩着那套把戏，装作彼此都很相信，装作我什么也不知道。我还写过一封信给她营里的长官，请他出一张说明我们处境危险的证书。我们找到了一间小屋子。我还搞到了为期一周的居留许可，夜里在一家饭店里充当洗碗碟的非法临时工。我们有了一点钱，一位药剂师按照杜布瓦的药方配给我十安瓿的吗啡——因此，就当时来说，凡是需要的东西，我们全都有了。

“我们坐在靠窗的一张桌子边，眺望着窗外——对我们来说，这是一种少有的舒适享受，因为整整一个星期用不着东躲西藏。蓦然间，海伦吃惊地跳起来，抓住我的一只手。她正在凝神注视着起风的沉沉黑夜。‘格奥尔格！’她悄悄地说道。

“‘在哪儿？’

“‘在那辆敞篷汽车里。他刚才开过去了。’

“‘你能肯定吗？’

“她点点头。

“我认为几乎是不可能的。我几次试图从开过的汽车里辨认人的面貌，结果发现都不可能。但是我的疑虑还是消除不了。

“‘为什么他偏偏要到马赛来？’我问。可是停一会儿，我就意识到对他来说，马赛正是世界上最最自然的去处——所有在法国的难民最后一个避难所。

“‘我们非得离开马赛不可。’我说。

“‘我们能往哪儿去呢？’

“‘西班牙。’

“‘那里不是更危险吗？’

“谣传盖世太保已经在西班牙自由自在地安顿下来，又说难民被西班牙警察逮捕以后，就引渡给德国当局。不过在那些日子里，各种各样的谣言都在沸沸扬扬地流传。你不能够什么都相信。

“我另外还得试试那场早已竞争激烈的比赛：西班牙过境签证。只有在你有了葡萄牙签证之后才能发给，而葡萄牙签证，又须以拥有另一个国家的签证为申请的条件。更别提那最最糟糕的官僚主义诡计：法国出境签证。

“有一天夜里，我们突然撞到了好运：有个年轻的美国人跟我们搭讪了。他稍微有几分醉意，正在找个人跟他用英语聊聊。几分钟之后，他坐到我们的桌子上来，给我们买了饮料。他大约二十五岁，正在等候一条船把他送回美国。‘你们干吗不来啊？’他问。

“我一时间没吱声。这句天真的问话仿佛在我们之间的桌子上形成了一条裂缝。他生活在另一个行星上。在他看来，如同喝水一样自然，于我却如同上昴宿星团一样难以办到。‘没有签证啊。’我最后这样说。

“‘那不是什么障碍。在马赛这里，我们有一个领事馆。都是些真正的好人。’

“我知道那些真正的好人。他们都是神一般的人物。你在街上等候几小时，还只能见到他们的秘书。后来，我们被准许在地下室等候，因为难民往往在街头会被盖世太保的特务们抓走。

“‘我明天带你们到那边去。’那个美国人说。

“‘好。’我说，有一会儿我并不相信他的话。

“‘让我们为这个干一杯。’

“我们干了杯。他那张青春无邪的脸简直叫我受不了。他跟我们讲到百老汇的灯光海洋。这在一个灯火管制的城市里听来委实是童话故事。当他偶然提到一些演员、戏剧和夜总会的名字，以及当他追忆起一个从来不知道战争的城市那无害的喧嚣的时候，我注视着海伦的脸。我很沮丧，同时又很高兴，看到她正在听着，因为在这以前，每一次提到美国，她总是古怪而沉默地漠然置之。这会儿，她倒是容光焕发，在纸烟的雾霭中她微微笑着，还答应让那个人带她去看他喜爱的戏剧。我们喝着酒，知道这整个事情一到明天就会被忘记得一干二净的。

“我们估计错了。那个年轻的美国人，十点整来找我们。我宿醉未醒，而海伦却不愿意去。天正在下雨。难民的队伍，照例已经排好在了领事馆外面。那真像是一场梦。人群在我们前面分开，如同红海在逃离法老的犹太人前面分开一样。美国人的绿色护照是打开一切门户的金钥匙。

“不可思议的事情发生了。当我们把情况向那个年轻人解释清楚以后，他便十分漫不经心地宣称，他愿意为我们担保。这话听上去有点荒唐，他还那么年轻。在我看来，替我担保，他总得比我年纪大些吧。我们在领事馆大约花了一小时左右。几个星期之前，我曾经提出过一个申请，说明我们为什么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