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保高级官员的护照。我告诉他，这不是一幅画，用不着签上他的名字，又说一切责任统统由我来承担，再说，谁也不会知道他跟这张护照有过任何的瓜葛。

“‘要是他们严刑拷打你呢？’

“我给他看我的手和脸。‘我在一小时后就要动身，’我说，‘作为一个流亡者，脸又给弄成这副样子，我是十公里都跑不出去的。可我又非得离开法国不可。这是我唯一的机会。这是我的护照。把相片翻拍一下，拿来粘在盖世太保的护照上。该收多少费用？我有钱。’格雷戈里乌斯最后同意了。

“拉赫曼送来了第二瓶干邑白兰地。我付了钱，回到房里。海伦站在床边的桌子边。原来放着那些信件的抽屉，依然打开着。她砰的一声把它关上了，走到我面前。‘是格奥尔格干的吗？’她问。

“‘是一个委员会。’我说。

“‘罚他的灵魂入地狱！’她走到窗子那儿。那只猫逃走了。她打开了百叶窗。‘罚他的灵魂入地狱！’她又说了一遍，带着那种深沉激动的判罪心情，像是一个巫医诅咒他部族的敌人。‘罚他的灵魂今世来生入地狱……’

“我握住她那抓紧的拳头，把她从窗子那儿拉开。‘咱们该走啦。’

“我们走下楼梯。一双双眼睛从每一扇门里盯着我们。有一条灰色的胳膊打了个手势。‘施瓦茨！背包不要拿。警察正在注意这些个背包。我有一只人造革手提箱，又便宜又漂亮……’

“‘谢谢你。’我说。‘我不需要手提箱。我需要运气。’

“‘我们的手指会一直交叉着给你祝祷的。’

“海伦已经走在前面了。我可以听到一个在门口避雨的湿淋淋的妓女劝她不要出门，在这样的雨里你接不到什么生意。也好，我想，对我来说，街上不可能太冷落。‘那玩意儿打哪来的？’海伦看见了汽车，便问。‘偷来的，’我说，‘应该能带我们走一程路。上去吧。’

“天色仍然很黑。雨水顺着挡风玻璃流了下来。如果踏板上还留着一点血迹的话，这会儿也一定都给冲洗干净了。我在离格雷戈里乌斯的住处不远的地方停了车。‘站在那边底下，’我跟海伦说，指了指一家出售捕鱼用具商店门口那个悬挂的玻璃遮棚。

“‘我就不能待在汽车里吗？’

“‘不能。要是有人走过来，你就装作正在等候客人。我一会儿就回来。’

“格雷戈里乌斯已经改好了。他的惊恐变成了艺术家的自豪。‘唯一的困难就是那身制服，’他解释着，‘你相片上穿的是便服。因此我就把他的头给切掉了。’

“他先把格奥尔格的照片给撕下来，剪掉他的头和脖子，将那身制服贴在我的相片上，然后把这张剪辑的照片重新拍下来。

“‘纳粹党冲锋队大队长施瓦茨。’他骄傲地说。他已经将那张翻拍的照片弄干，而且粘了上去。‘钢印凸出得很清楚。如果他们验看得很仔细，我只好承认，你就完蛋了——即使是真的，你也一样会完蛋。这是你原来的护照——一点也没有弄坏。’

“他把两张护照以及剪剩下来的格奥尔格的相片都给了我。我从楼梯上走下来的时候，一路把那张相片撕成了碎片，扔在从沟里流走的水中。

“海伦在等着。我查看了一下汽油，油箱里是满满的。要是走运，这点汽油可以让我们开过边境。在仪表板上的小储藏柜里，我找到一个小本子，是汽车出境时必须交验的一份证件——已经用过两次了。我下定决心不到汽车被看见过的地方穿越边境。我还找到一张米其林地图、一双手套和一本汽车驾驶员用的欧洲地图集。

“我们在雨里疾驰着。我们还要过几小时才能看到黎明，现在正朝着法国南部的佩皮尼昂方向前进。我打定主意停在大路上等候天亮。‘你要不要让我来开车？’隔了半晌，海伦问。‘瞧你那双手。’

“‘行吗？你还没有睡过咧。’

“‘你也没有睡过嘛。’

“我朝她望着。她似乎精神饱满，心境平和，虽然我不知道她为何会是这样的。

“‘要来一点儿干邑白兰地吗？’

“‘不。我要开到一个能喝到咖啡的地方去。’

“‘拉赫曼另外又给了我一瓶干邑白兰地呢。’

“我从外衣口袋里把它掏出来。海伦摇了摇头。她刚打过针。

“‘等会儿吧，’她十分轻声地对我说，‘试着睡一会儿。咱们轮流开车好啦。’

“海伦驾驶汽车比我高明。过了片刻，她唱起歌来了，都是些单调幼稚的歌。我一直都很紧张。这会儿，汽车的隆隆声和她轻盈的歌声倒开始叫我平静下来了。我知道我应当睡觉，可是我老是醒着。灰茫茫的乡村飞闪过去，我们不顾灯火管制的条例，开着锃亮的车灯。

“‘你是不是把他杀了？’海伦突然问道。

“‘是的。’

“‘非杀不可？’

“‘是的。’

“我们往前急驰着。我直瞅着马路，各种各样的事情，浮过我的心头。随后，我像石头一样失去了知觉。等我醒来的时候，雨已经停了。时间已是清晨，汽车发着嗡嗡的响声，海伦在驾驶，我仿佛觉得这一切都是一场梦。‘我刚才告诉你的全都不是真的。’我说。

“‘我知道。’

“‘是另外一个人。’我说。

“‘我知道。’

“她望也没望我一眼。”

18

“到了出境之前的最后一个城市，我打定主意要为海伦弄到一张西班牙签证。领事馆外面的人群，可真是吓人。我知道警察说不定早已在搜寻那辆汽车，可是我非得冒一次风险不可。别的办法是没有的。格奥尔格的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