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重视和关注。

值得一提的是，在张如心等理论家宣传毛泽东思想的时候，美国著名女作家安娜·路易斯·斯特朗于1946年秋来到延安，对中共领导人和解放区进行了长达8个月的采访。直到1947年3月国民党军队进攻延安，她才听从毛泽东的劝告，离开解放区回到美国。在延安期间，她曾与毛泽东多次谈话，毛泽东关于“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的著名谈话，就是由她整理发表的。她在延安的时候，中共中央正在贯彻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的方针路线，确立毛泽东思想为中国革命的指导思想。斯特朗敏锐地抓住这个主题，采访了刘少奇和陆定一等中共中央领导人。通过他们的介绍，使斯特朗对毛泽东思想的基本内容和中国革命的历史有了初步的了解。她把这些谈话整理出来，并阅读了毛泽东的《论持久战》《新民主主义论》《论联合政府》等著作，写成了《毛泽东的思想》这本小册子。向全世界介绍和宣传毛泽东思想，斯特朗是第一人。她的介绍是客观准确的，写作态度是严肃的。1947年在美国《美亚》杂志上发表后，影响很大。这次采访之后，斯特朗的命运也改变了。她热爱新中国，和毛泽东建立了深厚的友谊，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最亲密的朋友。

（四）

1949年是改变中国命运的一年。人民解放军渡过长江后，迅速解放了国民党统治区的许多大城市。国统区群众在欢迎解放的同时，急需了解共产党和毛泽东的情况。上海文化界的进步人士配合这个需求，迅速出版了一批反映解放区情况、党的政策和领袖的传记读物，《学习毛泽东》作为“新生丛书”的一种，就是在这个背景下产生的。

这本书的资料来源，主要是国统区的书籍和刊物，特别是外国记者采访解放区和毛泽东的报道。作者汇集了不少资料，将其融会贯通，形成了一本有特色的毛泽东传记，既写毛泽东的生平，也介绍共产党的政治路线和政策。这本书的前半部分，在很大程度上参考了斯诺的《西行漫记》，延安时期的情况则使用了一些外国记者的报道。有些材料还是很有价值的，例如“阶级关系的性质”一节中引用了毛泽东会见外国记者的谈话，分析了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基本情况，阐述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性质和任务。书中引用的一些毛泽东的文章和讲话，出自解放战争时期解放区出版的《毛泽东选集》，与建国后正式出版的《毛泽东选集》有所不同。这些资料都是比较宝贵的。

这本书的编辑出版目的，与解放区出版的毛泽东传记有所不同。它反映了新解放区的知识分子急于了解共产党和毛泽东、跟上新时代的愿望和要求。所以编者在前言中说：“我们出版这个集子（虽这小小的一本）的动机，除了让读者们熟悉我们这位人民领袖的思想，向他致以无限的敬意之外，主要还是想使大家跟着这位人民领袖学习，因为已经翻了身的全新的人民，在人生观、世界观、思想方法、处事条理、工作态度、工作技能等种种方面，都跟以往有本质上的不同，这就是我们印行本书的目的。”

但是，与解放区出版的毛泽东传记不同的是，斯诺、萧三、斯特朗等人都是与毛泽东有直接接触和采访的，写出的作品比较准确，有第一手资料的价值。而这本书主要参考的是已出版的毛泽东传记和著作，属间接的研究和反映毛泽东的生平和思想，因而在资料的取舍和引用上难免有不准确的地方。但是作为一个时代的反映，一个除旧迎新的历史变革时期的作品，还是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五）

新中国建立后，思想舆论需要统一。宣传中共的历史和毛泽东的生平，是一项很严肃的工作。1951年6月22日，《人民日报》发表了胡乔木署名的《中国共产党的三十年》。胡乔木长期担任毛泽东的秘书，当时又是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兼新闻总署署长。这篇文章经过刘少奇等领导人的修改，毛泽东定稿，实际上是中共中央正式发表的简明党史。此后，全国党史界的口径，都遵循于此。毛泽东的传记除了萧三的《毛泽东同志青少年时代和初期革命活动》、李锐的《毛泽东同志初期的革命活动》等少数作品，多数都是回忆录和毛泽东活动的报道。这些作品充满了对领袖的爱戴和感激之情，20世纪50年代后期开始，文章中对毛泽东的崇拜和溢美之词也越来越多。

在海外，由于以美国为首的西方阵营对新中国的敌对立场和封锁，很少有严肃的毛泽东传记问世。斯诺、史沫特莱、斯特朗等进步作家也都受到不同程度的迫害，其作品的发行受到限制。但是1959年在美国出版的萧瑜著“Mao Tsedong and I were beggers”（《毛泽东和我曾经是乞丐》），引起了较大的轰动。

《毛泽东和我曾经是乞丐》

这是萧瑜撰写的有关毛泽东早期生活经历的回忆录。萧瑜，字子升，萧三的哥哥，毛泽东早年的同学和朋友。书中回忆了他和毛泽东自1916年至1921年期间在长沙湖南第一师范学校学习和组织“新民学会”的经历。萧瑜和毛泽东曾是关系密切的同学，他们都是杨昌济先生的得意门生，曾经一同怀有救国之志，纵论天下大事，寻求强国之路。他们一起创办“新民学会”，一起组织留法勤工俭学。1917年暑假，萧瑜和毛泽东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