稿人投了赞成票，或大学者为之作序，出版社才会接受。黄没有用传统的论文方式，因而权威人士认为它们不是学术著作，应以通俗著作的定位由商业出版社出版。而商业出版社则认为它们太学术化，没什么卖点。于是，黄陷入了被踢皮球的处境之中。

厄运接踵而至。由于得不到权威的承认，黄既不能出书，也无法申请到科研经费，并且遭到学校的解聘。他用“我付出的代价”为标题，回顾这段辛酸的经历。他终于意识到美国学术界存在着一个关系网，将其称为“长春藤联盟”。这个学术圈子控制着研究机构、经费审批、著作出版和重大学术活动。他们有自己的规范，你不入这个圈子，也就不能得到任何资助和利益。对黄这样学术上的“异端”，当然不会接受。黄说：“长春藤联盟的精英同行宁可维持知识阶级内的现状，我理解这一点背后的逻辑，但我也希望他们可以想象金字塔底层的状况。如果他们愿意尝试，也许就会更同情我的奋斗。”但是他的希望一次次地破灭，他面临两种选择：要么放弃自己的理论，去适应圈内的学术规范；要么孤军奋战，坚持自己的学术立场。

黄仁宇

黄仁宇像一个顽强的士兵，坚守自己的阵地。1975年似乎是一个分界线，此前他8次申请科研基金，批准了6次；此后申请了7次，却一次也没成功。《万历十五年》英文版两次获得历史类好书提名，却始终未能获奖。他失去了教授的职位，仅靠短期的工作维持艰难的生计。而造成这种局面的原因主要是因为他不妥协的学术立场。他悲愤地写道：“我的同行愿意听听我曾遭遇的麻烦吗？没有人有兴趣。理由很明显：他们希望维持从文献着手的惯例。他们想制造出附加注释的翻译，以符合论文的规格。只有符合传统的学术形式，才能申请到充分的经费。”

对学术圈的绝望反而使他获得了自由。他可以不看别人脸色写作，尽情抒发他的观点。真正有价值的著作是不会被埋没的，他的祖国接受了他。1979年《万历十五年》首次由中华书局出版后，在中国学术界产生了强烈的反响。他的大历史观对传统的历史研究造成了冲击，给学术界带来了一股新鲜空气，影响了不少青年学者。虽然我未必都赞同他的分析和结论，但他的方法和看问题的角度无疑对我们的研究很有启发。黄的命运应验了毛泽东的一句名言：“真理，有时掌握在少数人手里。”

黄仁宇的研究在美国，而他的读者在中国。学术著作的成名有两种方式：一是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