格姆?扬大学和斯坦福医科学院。他加入海军是因为他不愿整天蹲在沃萨奇山脚的办公室里，而想多看看世界。今天他已如愿以偿。不过，他还一直避而不干任何迹近外交职责之事。自他当上了贝塞斯达海军医疗中心内科主任后，他知道没法逃避这种事情了。他是几小时前刚飞抵诺福克来处理这桩事件的。俄国人驱车到来，他们可是不慌不忙。

“早上好，先生们。我是泰特医生。”他同他们一一握手，带他们进来的上尉走回电梯。

“伊万诺夫医生。”最矮的那个人说。“我是大使馆的大夫。”

“斯米尔诺夫上校。”泰特知道他是助理海军武官，是个职业情报官员。在直升机上，五角大楼的一位情报官员已向他介绍了情况。这位情报官员此刻正在医院的军营食品店喝咖啡呢。

“医生，我是瓦西列?佩奇金，大使馆二等秘书。”此人是个克格勃的高级官员，披着外交宫外衣的“合法”间谍，“可以看看我们的那个人吗？”

“当然。请随我来。”泰特领他们走下走廊。他已连续干了20小时。作为贝塞斯达的业务主任，这是他的业务范围。他得适应各种艰苦的情况，首先，作为医生，得学会怎样不睡觉。

这整个一层楼都是为重病号设计的，在建造诺福克海军医疗中心时就想到了战争伤亡的问题。三号病号特级护理组是间25平方英尺的房子，只在走廊这面的墙上开了窗子，窗帘都已打开。一共有四张床，只有一张床上有人。躺在里边的这个年轻人几乎被全部裹住。氧气面具罩在脸上，看到的只是厚厚的一头麦黄色乱发，身体其他部分完全被包着。床旁是一个静脉注射架，两瓶流液合成一管一直通到被单下。一个护士象泰特一样，穿着外科绿色工作服，站在床脚头。她的碧蓝色眼睛盯着病人头上的心电图描记器读数，不时低下头来在病历图表上作记号。离病床较远处有一架机器，干什么用的一下子还看不出来。病人已失去知觉。

“他的情况？”伊万诺夫问。

“很危急，”泰特回答。“他能活着到这里简直是个奇迹。他在水中至少呆了12个小时，可能更长，也许有20个小时。他当时只穿了件橡皮的海上救生服，周围是那样的气候和水温，按理，他是活不下来的。刚入院时他的体温是摄氏23.8度。”泰特摇了摇头。“医学文献里我看过体温过低的病例，但这是我亲眼见到的最低的一例。”

“预后怎么样？”伊万诺夫向房间里看了看。

泰特耸耸肩。“难说，可能是50对50，也可能不是。他还处于完全休克状态。他的身体素质很好。从这里你看不到，但是他体格很壮，象个田径运动员。他的心脏特别好，大概就是凭着这个才活到我们这儿的吧。我们现在已大致控制住了体温过低的现象。问题是，体温下降时，许多器官都会跟着出问题。我们不得不单独地而又相互联系地努力卫护全身上下的各种机体组织，防止其本身防卫能力遭到破坏。如果说有什么会使他死亡的话，那就是这个休克。我们一直给他用电解液治疗，这是正常的作法。但是他一直处于死亡线上，已有好几天了，至少我——”

泰特抬头一看，另有一人正从大厅走过来。他看起来比泰特年轻，个头高些，绿色工作服外套了件实验室白衣。他拿着一张金属图表。

“先生们，这位是上尉医生唐姆森，他负责治疗这个病人。是他接受你们这位士兵入院的。杰米，现在情况怎样？”

“痰化验后表明是肺炎。不是好消息。更坏的是血液构成一点没有好转，白血球计数在下降。”

“好极了。”泰特靠着窗暗自想道。

“这是从血液化验机上拿下来的单子。”詹姆森递过那张图表。

“我可以看看吗？”伊万诺夫走了过来。

“当然。”泰特举着那张图表好让大家都能看见。伊万诺夫从来没用过计算机控制的化验机，看了好几秒钟才看出了头绪。

“情况不好。”

“一点也不好。”泰特表示同意。

“我们得首先对付肺炎，不好办啊。”詹姆森说。“这年轻人身上哪儿都出了问题。如果肺炎真要是好不了……”他摇了摇头。

“用凯弗林呢？”泰特问。

“是，”詹姆森从口袋里取出个小药水瓶来。“只要他受得了。据我猜测，他落入水以前就已患有轻度肺炎。我听说在俄国一直有发生抗青霉素菌株的情况。你们那里常用青霉素，是吗？”詹姆森低头看着伊万诺夫。

“是的。这个凯弗林是什么？”

“是种高级药品，一种合成抗菌素，对抗菌株很起作用。”

“现在就用，杰米。”泰特下令。

詹姆森绕过拐角走进病房。他将抗菌素注入一个100cc的静脉注射瓶内，挂在架上。

“他多年轻啊，”伊万诺夫说。“一开始就由他负责治疗我们那个士兵的？”

“他叫艾伯特?詹姆森．我们叫他杰米，29岁，哈佛大学毕业，班上第三名。毕业后就来我们这里。他在内科和病毒学方面有教育管理委员会的证书。相当不错。”泰特忽然感到，同俄国人打交道很不自在。他受的教育和在海军服役时期学到的都是说这些人是敌人。这没关系。几年前，他曾宣过誓，对待病人要一视同仁。他们相信这点吗？他们是不是认为，因为这个士兵是俄国人，他会让他死去？“先生们，我希望你们能理解，我们在尽最大努力来治疗你们的士兵，不惜任何代价。如果有办法把他活着送还你们，我们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