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宠儿，一个真正的新型苏维埃人。此外，这种叛逃阴谋必然还有若干同样受信任的军官参与。苏联人有种固定的想法，总认为这种人怎么也不会离开‘工人的天堂’的。但是他们又拼命设法阻止人们离开他们的国家，我承认这似乎是矛盾的，可那是事实。失去一名芭蕾舞演员或一名克格勃间谍是一回事，但失去一名政治局委员的儿子，一名服役近30年而又无可挑剔的军官，却完全是另一回事。再说，一个艇长有许多特权，你可以把这种叛逃比作一个自我奋斗而发迹的百万富翁离开纽约跑到莫斯科去居住。他们怎么也不能相信。

“另一方面，他们可以相信我们通过亨德森编造的故事。这个故事也并不高明，但却有大量旁证使之成立，尤其是我们曾努力诱使他们水兵叛逃的事实。你已目睹了他们对此是多么恼火。他们认为，这是对文明行为准则的粗暴践踏。后来我们发现这是艘导弹潜艇，总统作了有力的反应。这也是对亨德森情报的有利证据。”

“那么他们会倾向哪一方呢？”总统问。

“先生，这个问题是个心理学问题，而苏联的心理学对我们来说非常非常难懂。要么是十个人集体背叛，要么是外界策划的密谋，在这两者之间要作出选择，我的看法是，他们会选择后者。要他们相信这真是一场叛逃行动，那简直就是迫使他们重新反省一下自己的信念。谁愿意干那种事？”穆尔得意地作了个手势。“选择后者意味着他们的安全受到了外来者的破坏，而把自己说成是一个受害者，比不得不承认他们的统治思想存有内在矛盾要好听一些。此外，我们还知道克格勃将主持这次调查。”

“这是为什么？”佩尔特问道。他被法官的计划吸引住了。

“叛逃也好，海军军事行动的安全受到渗透也好，不管是哪一种情况，军事情报总局都要负责。海军和陆军的安全是他们的管辖范围。由于克格勃在我们的朋友安德罗波夫离开人世以后所受到的损害，情况就更是如此。苏联人不能有一个自己调查自己的组织——更不能在情报界内这样做！所以，克格勃伺机要整一下它的冤家对头。从克格勃的角度来看，外部的煽动是远为吸引人的选择：这有利于克格勃展开一场更大的行动。如果他们证实了亨德森所说的一切并使每个人相信那是真的——当然他们是会那样做的——那么由于是他们揭露了事实，这岂不会使他们神气得多！”

“他们会去证实那些情报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