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明朝在传统朝贡范围内拥有极大的影响力，在条件允许下，即便是哨官这种下级武官，也可以手持印信，在朝贡国家中调集军队。

不过，这个印信，可不是说的他们身上的那些证明武官身份的东西，如令牌好印信一类的东西，而是军令旗牌，也就是调动军队，需要有军令和调兵令牌，也就是过去所谓的虎符。

虎符是我国古代用于传达命令、调兵遣将的兵符，因其形似老虎而得名。

虎符由左右两半组成，各自的铭文完全相同，右半由朝廷保存，左半则发给统领军队的将领，调动军队时，由君主或皇帝派出的使臣将符两半相合，方能调兵。

不过到了大明，已经不讲虎符了，而是凭兵部行文和将官令牌调兵。

如果是在边镇调兵，则需要兵部公文和总兵官的令牌，而在内地行省，只是都指挥使大人的调兵令。

这样的调兵令牌，其实俞大猷手里也有，他的职位可是和都指挥使平级，不受东南各省都指挥使司管辖。

只是可惜，他们出来可没有预料到会发生这样的事儿，自然不会把调兵令牌交给他。

“大人，要不就用我们的印信试试？

这吕宋所谓的王，都多少年没去过大明，想来对大明给他们立下的规矩也就是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

虽然我们如此行事逾矩，可也是没办法的事儿。

否则，单凭我们这几条船，根本不可能剿灭林凤集团，攻占......玳瑁城。”

另一个将官开口说道。

先前，邓子龙已经把他的意思都告诉了手下众将，他们也知道需要由大明攻占玳瑁城。

虽然不知道这背后有京城那边的操作，只以为是俞大猷的意思，毕竟剿灭林凤海盗集团的功劳可不小。

他们作为军人，自然也是想要立功获赏的，自然要想法设法完成任务。

虽然他们这里有十条战船，但是其中一条蜈蚣船是作为传信工具，联络信息用的。

这边一旦定下来方案，蜈蚣船马上就要起航返回大明，把这里发生的事儿禀报俞大猷得知。

所以，实际上他们能留下来的战船，也只有九条。

至于为什么不考虑征用李锦的两条商船，还是算了吧，他们船上几乎就没多少武备，水手也不过百人，留下对战事没有什么意义。

甚至，为了防备，还要分出人手盯住他们。

对于海商，特别是那些水手，大明水师是时刻保持着警惕的。

要知道，大部分船民，当初其实或多或少都参与过倭寇团伙，谁知道其中哪些人和林凤海盗集团有联系。

到时候要是背后捅上一刀，貌似更危险。

而且，邓子龙其实也收到过消息，那就是海上多少还是和海盗有联系，毕竟他们要跑船，难免不和海盗遭遇。

若是一直给人送买路钱，念及细水长流，海盗一般也不会打劫送钱的海商。

毕竟一旦动手，那就是要死人的。

能白得物资和银子，谁又愿意拼着身家性命去博这一下。

这也成为大明所有海商内部的一个潜规则，那就是交好那些海盗，按时交上买路钱，生意才能做得好，财源广进。

而这样的潜规则，一直持续到明末。

应该说，虽然嘉靖朝的海盗，或者说倭寇很猖獗，但是其实力，终究还是比不过明末大海盗郑芝龙的。

在崇祯元年九月，感受到明朝朝廷的一番诚意后，郑芝龙表示以“剪除夷寇、剿平诸盗“为己任，归顺了明朝中央政府，诏授为福建巡抚熊文灿手下的“五虎游击将军“。

于是，郑芝龙坐镇闽海，为明廷守备沿海以防海盗、倭寇和荷兰人进攻时，所率部众就达三万余人，各类战船千余艘。

别以为汪直、徐海这些大倭寇实力是不是比郑芝龙还强大，都有好几万人的规模，这个数字其实是虚的。

因为，十万之众的数字，包含不少依附在他们羽翼下的倭寇团伙，他们名义上听从命令，但更多的时候还是各自为政。

而其中实力最强大的倭寇也就是汪直，手下真正的嫡系也不过三万人，和郑芝龙实力在伯仲之间。

不过，郑芝龙的舰队战斗力更强。

都知道，倭寇擅长陆战而不擅长海战，汪直、徐海肆掠的时候，正是东南沿海海防空虚的时候。

若是当时俞大猷能够整顿浙江卫所水师，御倭寇于海上，倭乱也未必会那样蔓延整个大明沿海。

而郑芝龙的时代，其部下已经彻底蜕变成海盗集团，强于海战，陆战对上疲弱的卫所兵，战力也是不俗，但也就那样。

所以，郑成功那会儿，带着数万军队，依旧被满汉八旗轻易击败。

也就是仗着战船炮火的犀利，才能让郑家偏安一隅，勉强守住台湾。

至于收复台湾，好吧，那是因为破釜沉舟没了退路，二就是岛上荷兰人太少，在那个信息传递慢和交通限制的年代，慢慢磨死他们。

而郑家能打造出这样的海盗集团，靠的可不是自己走私经商赚取财富，也包括其他海商送上的买路钱。

要知道，那时候郑芝龙给每条海船开出的保护费高达三千两银子，只要给银子，就可以获得他的令旗。

有了令旗，商船就可以横行在东亚海域而不用担心被海盗打劫。

甚至，就连当时的“海上马车夫”荷兰，为了商船在东亚海面上的平安，也得掏银子从郑芝龙手里买令旗。

有了大笔银钱的收入，让郑家在明末成为东南沿海当之无愧的第一家族，靠的可不是明廷封的官职，而是手下已经膨胀到十万规模的水师船队。

而获得这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