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不会做出来，留下把柄。

“风闻奏事乃是太祖皇帝定下的，历代皇帝都不敢废弃，我等又如何能做出来。”

阁臣出手惩办科道言官，魏广德可不愿意惹祸上身，他都不知道吕调阳是怎么想的。

或许，他只是想要尽快平息此事，可也不能把自己牵扯进去啊。

他吕调阳的仕途已经快到终点，可魏广德还年轻，是绝对不能沾上这个污点的。

魏广德可是清楚的记得，最后和张居正沾上关系的人，貌似下场都不怎么好。

一些人因为各种罪名被锒铛下狱，被罢免都是最好的处置了。

这个时候他要是和吕调阳一起联名此事儿，将来被人翻出来还不知道会如何。

特别是科道言官风闻奏事之权，虽然在朝中颇有争议，但不争的事实就是，科道言官这个权利，一直到明朝灭亡，都没有消失。

“风闻言事”是柄双刃剑，既是整治官场的利器，也容易成为官场上朋党攻讦的借口。

其实，风闻奏事的危害，历代皇帝哪个不晓得，可却也没有一个皇帝会限制御史这个权利，因为刀柄是在皇帝手里。

朱元璋建立明朝之后，参考前朝旧制对朝廷进行了一系列的改革，其中包括对中央体制的设计和创造，而且明朝中央的政治权力结构基本沿袭了明初的制度设计，科道官就是其中非常重要的一项制度。

科道官是科官和道官的合称，又被称为“言官”。

科官是独立于都察院之外的相对独立的监察系统，朱元璋在总结前代制度设计的基础之上，按照六部建制，设立了吏、户、礼、兵、刑、工六大科，分别置左右给事中等官，其中共五十余人，专门负责监督六部，在运作的过程中相对独立，但可以相互驳正。

道官是指之都察院下设的十三道监察御史，定员一百一十人，负责监察朝中内外官员。

因均负责监督职责，职责相近，故称之为科道言官。

虽然在朝中官职品秩不高，但是科道官具有“风言闻事”的权力，所以在明朝的权力争夺中仍然独树一帜。

在明朝的政治权力结构中，以皇帝为代表的皇权和以首辅为代表，内阁为主体的“相权”实为对立，但是科道官的设置，实际上形成了“三驾马车”并行的权力架构。

在封建王朝，国家机构从本质上而言是为君主服务的，皇权在这之中具有绝对的权威。

作为明代国家机器的缔造者——朱元璋，在开国之初就要求科道官“凡官吏之贤否，治之得失，风俗之美恶，军民之利病，悉宜究心”，担当起纠察百官的重任。

在明初政局尚未稳定之时，科道官维护皇权的色彩极为浓厚，可以从明初的一些史实中得出，其中胡蓝之狱就是最好的例证。

尽管皇权在明初朝中享有支配性的地位，但是贵族功勋的威胁不得不引起朱元璋的重视，贸然采取措施定会引起群臣不满。

这时科道官就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科道官弹劾胡惟庸等人以功高而目中无尊，蔑视王法，内怀反侧，让朱元璋可以比较顺利的抓住把柄，在接下来的活动中的阻碍则少了很多。

而到了之后，皇帝通过内阁减轻自己的负担，但也对阁臣充满担忧。

他们也是需要有人帮助他们盯着这些掌握实权的人，如果有必要，只要有科道言官“风闻奏事”，很轻易就能把权利收回来。

科道可以在仅仅出于怀疑而没有真凭实据的情况下向皇帝报告，错了也不受追究，这就是皇帝给他们的特权。

吕调阳想联合魏广德出手惩治刘台，魏广德不知道是不是张居正出的主意，但他是绝对不会陷进去的。

或许，张居正只是想以此绑定他，或许是别的缘故，反正魏广德绝对不会牵扯进去。

另外还需要说一下的就是，都察院的选人也是非常独立的，完全不受吏部管辖，而是自成一体。

虽然科道御史要从吏部取关防，但是任命权利真不在吏部。

在明朝，一般是从进士出身的、在中央部院，主要是翰林院中工作过三五年的文官中“考取“御史。

其他出身的官员，是没有资格进入都察院。

进士官员，如果曾受降级、革职处分，也不能选取，这是人选的一个限制。

其次，言官违规、犯法，要罪加二等，从严从重处理。

其他部门官员受罚降级或者革职后，因为各种原因可以官复原职，但言官一旦罢职就不能开复，即便符合复职条件，也只能安排到其他衙门任职。

除此之外，三品以上京官以及外官巡抚以上的子弟不能考选科道官，为的是防止高官插手监察、权力勾结。

可以说，言官虽然职权大，但是受到的限制也比较多。

魏广德和张居正都眼馋都察院、科道，但是真正能伸手的也就是科道，都察院是万万不能的。

为什么魏广德为劳堪谋都察院的职儿要从按察使开始，广东干到福建，可不就是担心被人关注到。

绕这么大一个圈子，为的就是劳堪能在福建以布政使身份空降都察院，直接就是副都御使，准备接班左都御史衔。

外放，地方上官员足够多，才不至于被人发觉。

张居正那边，魏广德相信也肯定早就有伏兵，只不过他也不知道张居正准备的人是谁罢了。

看到魏广德态度坚决，吕调阳又劝说了一阵，魏广德都没有答应。

开什么玩笑，此事关系太大，而且干系到多年以后的风波。

魏广德虽然有心缓和那种关系，但张居正为人颇为坚持，某些方面和高拱类似，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