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内阁记录档案所用。

魏广德没翻看奏疏，而是先把书册翻看，找到徽州府的奏疏记录，细细看起来。

很快，魏广德就知道此事的麻烦了。

要说事儿大，是真的很大，涉及整个徽州府六县利益。

关键几千两银子的人丁丝绢，要分摊到其他五县头上，五县的士绅、百姓肯定也是不乐意的。

事发是在隆庆四年，在歙县衙门里办差的公人发现税目不对，其中朝廷针对徽州府的一笔税收，居然在很长时间里是由歙县一家在承担，而其他五县都不曾分摊。

帅嘉谟发现了账目里的这个漏洞，自然就在县衙里宣传开了，大家都知道了，也都是忿忿不平。

之后，自然就是这个帅嘉谟向南直隶巡抚上告此事，并把他查到的文献都抄录一份上递作为证据。

实际上，这个事儿县令知道后，也就是看了看，就没再言语。

因为他知道，既然已经承袭二百年，现在才翻出来，想要改，怕是很艰难的事儿，影响太大，完全颠覆徽州府。

报上去，就是给知府老爷添麻烦。

反正税都是百姓承担，他一个县令又不缴税，自然懒得过问。

谁能想到帅嘉谟认死理，不仅找到了这笔税银的出处，还去查阅了《大明会典》，得出支持自己看法的依据。

根据户部记载，徽州府每年需缴纳8780匹的人丁丝绢，折合白银6100余两，但户部没有明确记载是否由歙县独自承担。

在朱元璋时期，整个徽州合计拖欠了户部余石粮食，在当时折合官方折价白银标准来计算，每石3钱，这笔银子大约3000两。

但要把粮食折成绢丝就是8780匹，按照官价每匹7钱，就要白银6100多两。

从此之后，歙县本地账目与徽州府上记载的账目数量相同，都是8780匹生绢。

这就意味着，这笔税收是由歙县单独负担，其他五个县根本没有这个科目。

但按理说，徽州府该上交的税目，应该是六个县共同负担，这样显然有点不合理，且已经持续了整整二百多年。

帅嘉谟查阅了《大明会典》，发现会典里只提到了由徽州府承担“人丁丝绢”，没其他字样说是得由歙县单独承担。

这位脑袋瓜一转，认定徽州府的人丁丝绢与明初夏麦的拖欠毫无关系，如果要缴纳，应由徽州府六县共同承担。

而让歙县独自承担徽州府每年六千余两白银的人丁丝绢是站不住脚的，也是不公平的，这样相当于歙县长期在替另外五县缴税。

事情报上去了，应天巡抚也行文让徽州府彻查此事。

不过呢，此事就一直处于彻查状态，在发回徽州府后就开始拖延起来。

毕竟，当地官员，多是六县官员出身，他们看了帅嘉谟的呈文自然也看出其中猫腻。

当初是否有人故意为之或是意外造成已经不重要，重要的是如果分摊，五县每年都要背上千两税银的负担，自然没人愿意。

拖下去，自然就是最好的办法。

不过，帅嘉谟也不断上书，同时消息在歙县也闹起来，士绅和百姓也都是不满。

之后南京一直给徽州府下文催办，让徽州府查明情况秉公处置，因为殷正茂此时担任南京户部尚书。

有这尊大佛在，徽州府知府自然不敢怠慢。

实际上，如果不知道也就罢了，可现在知道了，知道他们一直承担着不合理的税赋，当然是要闹。

何况，歙县在朝堂上也不是没有强援的。

有殷正茂的压力，知府硬顶五县，强行摊牌这笔税银，想想就知道得有多大的勇气。

最后的处置结果就是，应天巡抚、巡按及兵备道各衙门与徽州邻府协调，共同派员，先将徽州府各项钱粮“总算总除”，然后再照各县人丁数与地亩数确定丝绢负担，达到“赋役均平”。

歙县毕竟是徽州府的大县，算下来虽然还是要承担部分，但剩下不到三千两的税银，而有三千多两人丁丝绢从歙县每年的负担中减去，由其他五县分摊。

之后，徽州府向各县传达这一方案。

于是，徽州府这段时间开始乱起来。

在士绅的煽动下，歙县与其他五县爆发激烈冲突。

群情激愤的老百姓围堵县衙，要给个说法，最多甚至聚集了数万人，场面几近失控。

而歙县商人在五县的店铺屡屡被打砸抢夺，歙县的人到其他五县根本吃不上饭，住不了店，凡是嫁娶歙县的人家也遭遇了白眼。

而五县之人，但凡到了歙县，也是不分青红皂白就是一顿爆打。

实际上，此时徽州府已经有酿成大规模民乱的迹象。

到这个时候，徽州知府也有些坐蜡，知道不能处理好此事，他这个官也就当到头了。

虽然不敢强行把这笔税银挪到五县头上，但他想了个偷梁换柱的法子，但是这个得报送京城。

按照新的方案，原有的歙县人丁丝绢六千余两不动，仍由歙县独自负担，但歙县其他赋税酌减两千两，而且是“永为定规”。

这两千两原则上由其他五县按人丁分担，但徽州府和五县士绅沟通后，知道五县民众仍难以接受。

于是，又另想了个办法，决定两千两税银将于徽州府的军需银两内扣除，也就是说两千两的分担任务只落实府一级，而不用下派到各县。

如此一来，五个县无需添加赋税，而是府内从军需银两中拨出两千两抵税。

归根到底，由徽州府名义上承担损失，但实际上是兵部减少收入，而歙县赋税也减少二千两，以此摆平各方，皆大欢喜。

当然，这其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