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的时候，我看到眼前矗立着一道很宽的门，门上悬着黄色的灯泡，无数昆虫在光晕中飞舞。

“请下车。”

我们穿过了很多扇门、很多条走廊。两个黑衣男拿着手电筒为我们带路。不知何处传来隐约的弦乐，还有西塔琴的声音和鼓声。我们在一道狭窄的楼梯上方停下脚步，黑衣男厉声对司机说了句什么，然后他们开始搜查。

一个男人取走了那袋书。我被动地站在原地，任由一双粗糙的手拍打我身体侧面，探查大腿内侧，快速地上下摸了一圈。司机打开袋子，取出最上面的三本平装书。他几乎是怒气冲冲地翻着书页，然后把它们扔回袋子里，换了本更大的精装书。卡其男把精装书递给其他三个人看了看，不是达雷尔那本。然后他把书扔了回去，重新叠好袋口，一言不发地递回我手里。

我感觉自己又能呼吸了。

黑衣教徒用手电筒做了个手势，我跟着他又爬了一小段楼梯，然后右转进入一条狭窄的走廊。他推开一扇门，我走了进去。

这间屋子并不比我们下午见面的那间更大，但四周没有悬挂纱帘。一盏煤油灯放在木架上，旁边还有一个瓷杯、几个木碗、几本书和一尊佛陀的小铜像。迦梨的化身为什么要把佛像放在身边，真是奇怪。

达斯盘腿蜷缩着坐在地板上，身旁是一张矮桌。他正在研读一本小书，听见我走进房间，他抬起头来。现在的光线比下午明亮一些，他遭受的折磨也更加一览无余。

“啊，卢察克先生。”

“达斯先生。”

“你能够回来，真是太好心了。”

我打量着小房间。房间对面有扇敞开的门，通往一片黑暗。不知从哪里飘来焚香的气味，刺耳的西塔琴声若隐若现。

“这就是你带来的书吗？”达斯举起包裹得严严实实的手，笨拙地指了指。

“是的。”我屈膝把袋子放在矮桌上。一份祭礼。油灯发出轻微的刺刺声，黄绿色的火苗在诗人剥落腐烂的右脸上投下一圈圈光晕，他的头皮上有很深的裂缝，里面隐隐露出白色，与周围的深色皮肤形成鲜明对比。黏液堵塞了达斯撕裂的鼻孔，沉重的呼吸比油灯燃烧的刺刺声还要响亮。

“唉！”达斯叹了口气，近乎虔诚地抚摸着皱巴巴的纸袋，“曼尼书店。是的，我曾经跟他很熟，卢察克先生。战争期间我有一次连房租都交不出来，于是我就把自己收藏的一批爱情诗集卖给了曼尼。他把那些书单独保存起来，直到几年后我有钱去赎。”达斯抬起湿润的大眼睛望着我，我再次被他眼神中蕴含的对痛苦的了然深深折服。“你把埃德温·阿林顿·罗宾逊带来了吗？”

“是的。”我回答的声音有些发颤，于是我艰难地清了清喉咙，“不知道我对他的理解是否与你相同，或许你应该重新考虑一下。那首《理查德·科里》实在配不上诗人的身份，它没有留下任何希望。”

“有时候希望并不存在。”达斯低声说道。

“任何时候总有一线希望，达斯先生。”

“不，卢察克先生，并没有。有时候剩下的只有痛苦，以及对痛苦的顺从。也许还有对世界的蔑视和反抗，因为是它将痛苦加诸你身上。”

“反抗就是希望的一种，难道不是吗，阁下？”

达斯长久地凝视着我。然后他快速回头瞥了一眼后面那间黑屋子，举起手中正在读的那本书。“这是给你的，卢察克先生。”他把书放在桌上，这样我就不必从他手里去接。

那是一本薄薄的旧书，装订得很好，羊皮纸书页十分厚重。我轻轻抚摸浮雕压花的封面，然后翻开。厚重的书页丝毫没有随着岁月的流逝发黄变脆，书脊依然像新的一样柔软，这本小书处处流露出手工精制的匠心。

书里有的诗是用孟加拉语写的，有的是英语。我立即认出了那些英语句子。扉页上写了一长串孟加拉语的题词，但最后的几句话是用英语写的：赠给年轻的达斯，你是我的“天选八子”中最有希望的一个。诚挚的——要不是我昨天刚刚隔着玻璃看过诺贝尔奖领奖词后草草签下的那个名字，现在我肯定认不出来这里写的是什么。拉宾德拉纳特·泰戈尔，1939年3月。

“我不能接受它，阁下。”

达斯只是沉默地看着我。那双沧桑的眼睛超越了时间与悲伤，却流露出我未曾见过的一丝毅然。他就那样看着我，于是我没再推辞。

诗人的身体颤抖了一下，我意识到为了集中精力说话，他一定承受着极大的痛苦。我起身打算离开。

“不，”达斯低声说，“靠近一点儿。”

我单膝跪下。这个可怜人正在崩解的身体散发出一股气味，我尽量靠近他试图听得更清楚一点，但情不自禁地起了一身鸡皮疙瘩。

“今天，”他嘶声说道，“我谈到了力量。一切暴力皆是力量。她就是这样的力量。她无拘无束，时间于她毫无意义，痛苦为她带来牺牲的甜美气息。这是她的时代，她的歌永不结束。如你所见，她的时代已经再次降临。”他的喃喃低语换成了孟加拉语，然后是法语，最后又变成印地语。他像梦呓般说个不停，眼神涣散，痛苦的嘶声低语奔流不息。

“是的。”我悲伤地说。

“暴力即力量，痛苦即力量。这是她的时代。你看见了吗？看见了吗？”他的声音越来越高，变成了咆哮。我想让他放低声音，以免惊动外面的教徒，但最终我只是单膝跪地，凝神静听。油灯的火苗随着他激动的嘶叫有节奏地跳动。“那核心无法坚守，混沌已降临人间！她的歌才刚刚唱响……”

老人身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