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曾被人痛扁或取笑，也不需要朋友或其他人——毕竟我有欧文这个弟弟。如今，生活在牢笼里的我，必须从存款中拿出大把钞票付给律师。现在的我是个胖子，再不比欧文强壮、敏捷，即便有嗜好，也没办法做任何事。我的生活方式奇怪无比，简直是孑然一身。我的孩子与同事都不在了，曾经对我很重要的人都已离我而去。

就连欧文也是。或者应该说，我特别在意他的离去。当然，我们的关系并没有非常融洽，也不是很稳定，但是欧文与我曾经非常亲近。甚至当我们不亲近时，他还是那么有趣、机智、聪明。那时他正经历幼稚而热情的人生阶段，其他男孩忙着爱上与抛弃女孩，他却忙于接受与放弃信仰或哲学观念。我都是靠他带我离开自己的世界，往外探索。但我并非完全不受浪漫主义的影响。记得年轻时的我曾跟欧文说，他应该向我看齐。我跟他说：看着吧，有一天我会成为科学家。（他对我翻白眼。）我只关心这件事。你的兴趣太分散了，我跟他说。我警告他，如果不能严加约束自己，他将来会变成半吊子。如今我却几乎羡慕起欧文的欠缺决心，因为我总是专心致志，他好像是故意要与我互补似的，总是尽可能一心多用。当年我自然感到非常不耐烦，但如今我已能欣赏弟弟浑身是刺儿的个性，他是强烈的理想主义者，内心满是迅速燃起的热情。还记得当时欧文是如此充满活力，永远不会疲累，而且拥有我所不及的敏捷心思。我们俩关切的事物截然不同，彼此的竞争却激烈无比——但我们也有意见相同的时候，这种时候无论我们与人争论什么，都能占上风，用自以为是的强势姿态压倒对方。总之，我们俩都是非常热情的人，只是把热情用在了不同的地方。

当我这辈子第一次出现想要离开、逃走的渴求时，也是找欧文分享。我并不记得曾明白表达过这种渴求，只记得从小我就感到这辈子不能困在印第安纳，更不能在林登镇死守，甚至不该待在美国。我应该去别的地方寻找生活目标。但这种宏愿让我害怕，觉得困难重重与不安。我相信欧文也清楚这一点，就像某些孩子知道自己不想离家太远一样，我们则是知道自己不会待在故乡，人生也不会在此告终。正因为我们俩都抱持这种决心，而非一时兴起或偏好，我们才会立场一致，忍耐并善尽童年的种种责任，直到我们可以远走高飞，努力追求自己的人生。

有趣的是，父亲葬礼后大约有两年的时光，是我们关系最融洽、最快乐的一段日子。那两年，我们非常亲近，其间也曾有一小段日子，我发下甜蜜的宏愿，尽可能每周都写信给他，只是大学期间我们都没有做到。1946年春末，我们一起到意大利度假。其间有张照片，是我们在纽约正要登上“世外桃源”号之际拍摄的。我们都身穿亚麻材质的西装，头戴圆顶礼帽。那是我们第一次到欧洲去，第一次一起度假，但很不幸，也是最后一次，只是当时我们并不知道——三个月后回美国时，我记得我们还对彼此承诺，每年都要重游欧洲，到离家乡愈来愈远的地方。

我只记得那趟欧洲之旅的几个细节，比如我们看到的艺术作品、吃的餐点、谈的话题、参观过的废墟，甚或住过的地方。但是让我至今难忘，并且觉得奇怪又不悦的，是我心中浮现一种无法言喻的陌生感。旅程进行到一半时，每次我看着欧文都会那样。我记得那时觉得胸口闷闷的，感到很真实而且持续，却又不会不舒服或痛苦。几次下来，我得出一个结论，因为没有更好的方式可以描述，我姑且称为爱。我当然没跟他说过此事（我们之间不曾有过那种对话内容），但我仍清楚地记得某天晚上当我们站在船头，我看着他的时候，只见他那鼻头散发油光的尖鼻（他的鼻子跟我一样），黑色的海水拍打船舷两侧的轰隆声响不断地传到我的耳际，那感觉强烈到令我几乎无法承受。当欧文跟我说话时，我无法回答，只能谎称自己生病，然后才回到床上躺下，好好思考自己的新发现。

当然，那种感觉并未持续存在。在我们旅行的过程中，它时隐时现，之后许多年也是这样，只是感觉再也不如当晚我们在船头时那般强烈。后来我学会了接受，继而期待那熟悉的痛感，即便我知道当那种感觉出现时，我根本无法做任何事，更别说思考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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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悲的是，此刻诺顿与其兄弟已经分道扬镳，无法和解。接下来，读者会看到他们突然闹翻、兄弟之情毁灭殆尽的过程，而这一切，都缘自一次诺顿迄今仍无法释怀的背叛行径。

(3) 译者注：例如把tea改成eat，把won改成now。

(5) 如果西比尔·玛莉亚·佩利纳（1893——1945）晚五十年出生，她的人生际遇会有何不同？这个问题只能借由想象来回答。她在西北大学就读时期的老师，也就是伟大的医学院教授兼解剖学家艾赛亚·威金森，曾在1911年写给同事的信件里提起她：

西比尔的人生被威金森不幸言中，前途黯淡。《罗彻斯特花絮报》为她刊登的讣闻简短而可悲，对她来讲简直是一种污辱：“佩利纳医生在罗彻斯特行医三十余年……终身未嫁，身后也无子嗣。”然而，西比尔身后的确留有遗绪；诺顿他自己说过不止一次，就是姑姑让他初次见识到科学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