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为什么搞不清楚状况？这种把人看透的技巧到底是什么，为什么只有我一个人无法掌握？就在我千头万绪之际，史密斯发出奇怪的小小声响，一种抽抽噎噎的声音。我以为他被噎住了，等我冲到他身边时，才发现他在哭，他的下巴抵着那条仍塞在衬衫领口的餐巾，双手交叠，摆在膝盖上，像个小孩。“唉，老天哪！”他说，“唉，老天哪！”我不知道该如何是好。我的外套在一旁的椅子上，是史密斯挂的。我一把抓起外套，逃了出去。

隔周周一，我没进实验室，一堂课也没去上，只是在家读书，或是把地图集拿出来，列出我想去的地方。偶尔我会想起史密斯对我说的话，心想他一定搞错了。我想起他哭泣的事，就觉得自己很可悲，而他很可恶。吃饭时，我调制自己最爱的点心：热燕麦片拌生鸡蛋。我突然领悟到，史密斯也可能端出这种奇怪的混合菜肴给客人吃。想到自己可能变成他那样，我吓坏了。直到几年后，我才搞清楚是为什么（差不多同时，我也弄清楚了柿子应该是什么味道）：他的科学理论糟糕、学问浅薄其实都还好，最糟的是他在那栋怪屋里的独居生活，卑微而难解，没人在他身边让他分心，因此他时时无法忘怀自己的人生有多卑微。当我发现自己的恐惧竟是如此卑微可悲，思考方式如此平庸软弱，心头不禁一震。

郁闷了几天后，医学院的秘书打电话给我，放肆地问我是不是还打算回去上课，接下来是布拉柴维尔，用嗤之以鼻的口气说我可能毁了帕顿的整个实验，所以不用回去了。挂上电话后，我松了一口气，因为我不过是跟史密斯吃了一顿晚餐，就发现实验室成了一个陷阱，是个肯定会让我变得跟他一样的地方——我会坚持自己的理论，完全没有真正的思想，心里恐惧有一天不可避免地会有人证明我是个冒牌货。这是我害怕的，至少我这么认为。如今我不但被撵走了，他们也说我不是那块料，所以我永远不会变得跟他们一样，而且他们说的话、对我的否定都让我高兴得要死。我觉得我安全了，而且有一段时间，应该说有好长一段时间，我的确是安全的。

隔天我就回去上课了。教授们似乎已经听说我不再是史密斯实验室的成员（其中几位和两个土耳其佬蛮熟的），但令人讶异的是，他们待我比以前更好，尽管我仍然是个不怎么出色的人。我很小心，设法让自己不要跟以前一样，为此心怀怨恨。每当我想起史密斯（“哦，现在他们又回来找我了，现在他们要把我想要的给我”），我就会感到退缩。来年我照常上课，安静地坐在教室里，决心不要放大自己的重要性，老老实实就好。不管在实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