个，再加上小型的可携式显微镜。我有一个西洋杉木盒，只比雪茄盒大一点，里头放了各种小东西（纽扣、螺丝、图钉与橡皮筋），塞进二十四支玻璃针筒，全包在纱布里面，我又多放了十二支针头，还有一只金属酒瓶，里头装满我从实验室弄来的消毒剂。我已经收到保罗·塔伦特寄来的一封短信。他欢迎我加入计划，还告诉了我怎么前往当地：我们将在6月20日在夏威夷会合（刚好是我毕业后的隔天），由飞往澳洲的军用运输机载我们一程。飞行途中会绕到吉尔伯特岛(10)把我们放下，我们再自行前往乌伊伏。除了这些细节，他没提供什么有用信息，没告诉我该打包什么、可能会碰到什么状况，也没多说研究的内容细节，甚至都没提岛屿本身的事。几个月后，人在乌伊伏的我把那些装备摊在面前时，才开始思考我为什么会完全误判形势、估计错误。在离开那里之前，我就把大多数物品丢了（书、夹克、鞋子，甚至捕蝶网），散落在乌伊伏的丛林各处，因为那些东西，不仅岛民在生活上完全用不着，对后来的我也一样。

不过就某种程度而言，我不能过于苛责自己：我对自己即将面对的处境一无所知，因为外界也几乎都不了解乌伊伏。离开瑟若尼的办公室之后，我直接前往图书馆查阅地图集，但即使有了详细的坐标，也还是花了几秒钟才找到它。我的手指在一页又一页的海洋图里找来找去，接着它出现了：三个淡绿色的蕞尔小岛在地图上只是三个点，且构成了一个不平整的等腰三角形，地形画得并不具体，而且还很模糊，位置在大溪地东方近一千五百千米处。深入调查后，我掌握了一些信息，虽然每项信息本身都很有趣，但拼凑在一起却无法构成一幅有用的全貌。数据显示，乌伊伏国从未被殖民过。据悉，该国人民跟夏威夷原住民一样，是在五千年前划着有舷外撑架的独木舟，从大溪地岛移民过去的。他们靠渔猎为生；所有的男孩、女孩都必须在十四岁生日前杀掉一头野猪（《百科全书》并未详述猎杀的方式）。(11)他们曾有一位国王，叫图伊玛艾勒。他有三个妻子与三十个孩子，住在首都塔瓦卡的木造宫殿里。那个国家并不富裕，但是土壤肥沃，食物不虞匮乏。有一段时间，因为当地人凶残成性、恶名昭彰，海上各岛还流传着他们野蛮残暴的故事——事实上，他们的恶名还传到了詹姆斯·库克船长那里，所以在1787年航行太平洋期间，他还刻意绕过了该国。（前一年他曾写信给朋友表示：“乌伊伏人凶残成性，船员都很不安，而且航行困难，我们不会在那里下锚停泊。”）

我是在《百科全书》里读到这些东西的，但我无法尽信，不论是那座木造宫殿、有三十个孩子的国王，还是猎杀野猪的习俗。这一切显得如此熟悉，好像我过去读过的吉卜林笔下带着寓言风格的偏远岛屿。尽管当时我见识不足，无法证明这一点，但我确实怀疑那些最奇怪的事迹其实再平凡不过。当我们在震惊之余把那些事迹告诉别人时，只会让大家更习以为常，就算届时发现真正不寻常的事，也不足为奇了。后来，事实证明我的感觉没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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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任何知名教授都会挑选一个，最多两个最具潜力的医学院学生或大学生，到他们的实验室工作，时间从一学期到四学期不等。其挑选依据通常是学期成绩、考试分数、投入与用功的程度。

(4) 在此，诺顿的语气有点嘲讽的意味。有好几种癌症的确与病毒感染密切相关（最有名的是人类乳突病毒，还有B型与C型肝炎病毒），诺顿之所以要嘲讽史密斯，是因为他坚称所有癌症都可以直接归咎于病毒感染。

(6) 拉德克利夫学院是知名女子大学，跟哈佛一样位于马萨诸塞州的剑桥。

就像诺顿怀疑的那样，史密斯的确有家人：妻子与两个女儿。有趣的是，如今史密斯已籍籍无名，他的家人在所谓“反叛文化”的小圈圈仍是知名领导人，因为她们在1967年成立了一个很像“地下气象员”组织的女性主义团体，规模虽小却很有影响力。诺顿与史密斯共进晚餐时，史密斯的诗人老婆艾丽斯·瑞芙可能才刚逃家不久——带着女儿们跟一个叫史黛拉·亚诺维奇的拉德克利夫学院诗歌教授迁居加拿大。但那又是另一个故事了。

(9) 史密斯这个联络人并非直接认识塔伦特；与史密斯交情良好的是塔伦特某位斯坦福大学的同事，而非塔伦特本人。

(11) 这个被普遍接受的神话，可能是由两个事实结合拼凑出来的：首先，所有乌伊伏的男孩在十四岁生日那一天都会获赠一把长矛；其次，据说该岛第一位国王乌洛洛大王（大约是1645年开始统一散居群岛各处的部族；一个多世纪后，他的功业终于在国王瓦卡一世的手中完成），曾在十四岁生日前徒手杀死一头野猪。此后，野猪开始在乌伊伏人的生活中占据重要地位，尽管野猪是一种非常珍贵的狩猎伴侣，在外界眼里，也是该文化残暴成性的象征，如能杀掉或驯服一头野猪，不但是重要的成就，更能证明某位勇士的力量与勇气。野猪在该国社会具有极其吊诡的地位（是朋友，也是挑战的对象），但是乌伊伏人似乎不曾为这种矛盾感到困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