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愈来愈失望了，“卡威哈发生那一年，他五岁。诺顿，难道数学会骗我们吗？”

数学的确不会骗人，但是其余的人和事物会。不过，塔伦特说对了一件事：当时是1950年。伊卡阿纳坐在离我几米远的地方，眼睛看起来有点湿湿的，正在吃他分配到的罐头肉。法阿守在一旁，把手指头张开，又收起来，握住长矛。我只要几个箭步就能走到他们身边，但光看外表，我实在分不清他们俩之间谁比较年轻，谁比较老，也看不出谁是疯子，谁跟我一样正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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塔伦特进入芝加哥大学研究人类学之后，很快获得奇才的名号，取得博士学位后，在那里教了三年书，后来转往斯坦福任教，此后整个学术生涯都待在该校。在芝加哥大学期间，塔伦特的指导教授是知名的人类学家李奥·杜普莱希克斯，当时他正在研究哈瓦瓦族的繁衍仪式（巴布亚新几内亚岛上丛林中的一个小型部族）。他无疑对塔伦特的知识养成与研究兴趣，都产生了莫大影响。据悉，杜普莱希克斯教授虽然在1943年逝世，但塔伦特能于同年稍晚时前往乌伊伏做研究，就是因为他的帮助。不过，这在杜氏的论文里并未提及，因而我们也无法确认。

(2)这其实并不是真的。达夫当时是斯坦福大学人类学系的讲师（她的专长是密克罗尼西亚地区的乡村生活），塔伦特先前两度来这座岛上时，都是由她陪同，她的同事未曾把她当成语言学家，而且后来的乌伊伏国学者也都认为，她对于当地语言的理解最多也只能算粗浅。然而，对于旁人把她误认为是乌伊伏语专家，她当然不会很快就去纠正他们。

(4)后来，诺顿猜想塔伦特所说的也许是骨相学家莫洛·厄普顿于1910年左右在圣约瑟夫孤儿院所做的一系列实验，他那些关于头骨大小与比例的理论于19世纪和20世纪交替之际曾经非常流行。厄普顿很喜欢自己提出的一个理论：就生物学的角度而言，印第安人是注定会被欧洲人抢走土地的，而这一点光凭测量两者的头骨大小就能证明——他认为，印第安人的头骨与欧洲的各种族裔相较，都比较小，也比较轻。

(6)可以直译成：“我的长矛，就是我自己。”

神学家戴维·霍尔特甚至在他写的《拉的国度》（1987年，由纽约法勒、斯特劳斯和吉鲁出版社出版）中主张，尽管佛教未曾传播到乌伊伏诸岛，乌伊伏人信仰的核心价值观“比较接近早期的佛教教义，而非如今亚洲各地所诠释与遵奉的佛教”。霍尔特写到，事实上，我们可以把乌伊伏哲学视为某种原初的佛教精神，他的意思是佛教这种信仰体系是不可避免的，人类注定会为自己创造出这些教义（同理，历史上其他主要宗教也是如此）。

后来当我把这件事跟诺顿说的时候，他说他知道那些女孩唱的是什么。我猜那是一首童谣，但并不是。这首颂歌是每个乌伊伏国孩童最早学会的诗歌之一，新生儿诞生或有人去世时都可以听到：

什么是死亡？拉。

什么是我的房屋、我的猪、我的项链、我的朋友？拉。

(8)乌伊伏国最独特的地方，就是当地人测量时间的方式。乌伊伏人把一个“o'ana”（年）分成四段时期，每段一百天。首先是“'uaka”，意思是雨季，几乎每天下雨，有时会连续下好几个小时。然后是“lili'uaka”，也就是小雨季，此时空气仍然潮湿，但是降雨概率降低了，气温也较高。接下来是“lili'aka”，是小太阳季，是最舒适的季节，早上下雨，但水汽很快就被蒸发了，接下来整天阳光普照，非常干燥，至少是热带气候能达到的最干燥程度。最后一个时节叫“u'aka”，是最热的季节，无法预料雨水何时会来，即使下雨，雨势也很小，在无情的烈日下，连树木都要枯萎了。（诺顿并未说明，但他在伊伏伊伏岛上的几趟航程，很可能是在“小雨季”结束时展开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