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议。《营养流行病学年刊》的名气没有多响亮，但不知为何，一般根本懒得看那种期刊的人似乎都读了我的论文，接下来的几个月，该年刊刊登了许多医生与科学家写来的抗议文章（我想编辑们也被搞得筋疲力尽），他们说我那“儿戏般的虚构与夸大幻想”居然取代了真正的科学，反正就是这一类的话。隔壁实验室的那些家伙开始造访（年轻的我居然能享用实验室空间，还有神秘的资金可用，仍让他们强烈不满），假装与丘吕聊天，实则是为了跟他分享他们从某些化学家或生物学家那里听来的最新诬蔑之词。（丘吕听了只是目瞪口呆，偶尔眨一眨眼镜后面的那双小眼睛，他们却一点也不在意，总是得意地突然离开。）

我曾为此感到困扰吗？不，没有。我确定我是对的（事实上，每过一个月，我就更为笃定，因为那些吃了欧帕伊伏艾克的老鼠都活着，它们短暂的寿命像一条有弹性的细绳，持续被拉长，愈活愈久），而且就像我说的，我天生就不喜欢听人说闲话，尤其嚼舌根的人都是我不在乎的家伙。

然而，我也并非不切实际。唯一让我感到挫折的地方，是论文饱受批评，将导致我要很久之后才有办法过自己想过的日子。我说过，我对实验室的生活基本上怀抱一种矛盾的态度，到现在仍是如此。虽说我不完全喜爱实验室的生活步调，但如果是我自己的实验室，那就另当别论了。如果没有人来烦我（即没有人监督，我不需要向任何人报告，也不用去管理别人无意义的实验），那实在是我求之不得的自由，很快地我就知道自己想获得那样的自由。我想做自己要做的实验，写自己想写的论文，解答自己想解答的问题，保持热忱，满足好奇心。为此，我必须有一间自己的实验室。要有实验室，就需要资金，也就是说，我必须在最短的时间内证明自己有那个资格。

我大部分的时间都用来思考这个难解的问题。每当丘吕在喂老鼠、做笔记或照顾梦游者的时候，我总是心不在焉（花在梦游者身上的时间也越来越少）。到了1954年2月底，两件接连发生的事情，改变了我的命运。首先是，亚多佛斯·瑟若尼居然写信给我。在那封短笺里，瑟若尼恭喜我从乌伊伏国回来后成就斐然，还说他私底下也是爬虫学家，我那篇关于欧帕伊伏艾克的文章写得很好。更重要的是，他承认他对我发表在《营养流行病学年刊》上的那篇论文很感兴趣，想要复制我的实验。我当然立刻回信。瑟若尼是备受尊崇的科学家，手头有一间管理完善的实验室。如果他能顺利重现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