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这种想法浮现时，我总觉得自己对这些孩子的热情尽失，他们几乎像实验室里的猴子，在一天结束时，我就能离开他们。

但是，我当然不可能离开他们。有时，我会梦到自己是个旅人，被困在一个住着许多未知奇怪生物的国度。我随身带着笔记本，旅行期间的所见所闻都记录在里面，但是那些生物很难描述，想把它们画下来就更难了。它们不讨人喜欢，但也不残暴。它们看起来都很像，彼此间却有某种足以区别的特色：其中一只长着大大的鸟嘴，看来坚硬无情，身上的牛奶状血液是淡粉色；另一只身上则有一对泥色的翅膀，举起来时却会露出一片片艳红色与淡紫色。它们大致上都很温和，但有时未经挑衅就跳上我的脸，笨拙的爪子抓住我的鼻子与眼镜，嘎嘎怪叫。它们的家园也一样奇怪难解（从某个方向看过去，是一片冒泡的泥泞沼泽，另一个方向则是坚固无比的森林，一望无垠的树林消失在白雾里，从另一个方向看则是整片干枯的橘红色土地），但是眼前景观（四周是苏铁，树上有许多像香蕉的水果往下垂，一根根都很粗大，闻起来有糖与泥炭的味道）最特别之处是声音：呼呼呼、咯咯咯、呜呜呜的声音从四面八方传来，音量大到几乎可以触摸得到，好像有看不见的生物从天而降，或从有条纹的高高草丛里爬出来。有时，我几乎可以分辨出各种叫声，并且纳闷那些生物为什么可以在一片嘈杂中分辨出许多声音。后来我注意到，那些生物没有耳朵；它们之所以发出声音，只为了让闪闪发亮、长满鳞片的喉咙感到阵阵振动，感受令人恐惧的沉静大地因为它们的声音而回响。

因为太常做这种梦，我已经习惯了。一开始，我觉得这梦境奇异神秘，恐怖战栗，让我大开眼界。但后来我发现自己只是渴望赶快梦醒。在梦里，我总能看到一面巨岩，上面长着一种茄子色的柔软菌类植物，我静静坐着，等待被送往他处，离开这个对我来讲早已不再神秘、神奇的国度。我的头顶有一群不和善的乌鸦，这是我唯一认得的动物，它们紧紧群聚俯冲，排成弧线，让人看了感到悲伤。它们来来回回，来来回回，小小的眼睛闪烁锐利，就算我仔细聆听，也从未听见它们发出任何声音。

III

等到圣诞夜那一天来临，我已经巴不得假期赶快结束，因为前一天我才接受斯德哥尔摩大学最后一刻的邀请，准备去参加在12月31日到1月5日间举办的研讨会。

那个礼拜我过得很糟。前一天，我本来在跟欧文聊天，最后却互相咆哮起来。多年来，欧文自己没有任何小孩，却愈来愈觉得自己对小孩比我在行，因为他一直在教大学生阅读惠特曼、卡瓦菲与普鲁斯特等人的作品。即便如此，等到我们都老了，欧文的天真还是让我震惊不已：他很久才来一次，但某次来访后曾打电话给我，表示孩子们跟他抱怨我家井井有条，其实是“向他求救”，好像我是统治一个小小奴隶制国家的暴君，他则是热血的联合国特使，被派去见证他们的惨状与受到的不公平待遇。我不喜欢欧文在我家里扮演人类学家的角色，我也老实跟他说了。但他还是不罢休，常常提供讨厌的建议。过去三十几年来，我把几十个小孩带到长大成人，而他的纪录为零，却还是常给我一些不中听的训诫。

然而这一年的圣诞节，他在电话中自以为是，对我多有批评，跟我说我们家的大学生艾比跑去他跟薛西斯在纽约住处的大厅找他，看来“害怕而绝望”（他几乎把悲伤的艾比描述成维多利亚时期的可怜女人），宣称我把她逐出了家门。我跟欧文说，没错，整个秋天她几乎都蹲在家里的卧室抽大麻，屡劝不听，所以我不得不赶走她。一点也不意外。欧文认为我令人发指，完全没有人情味。一般来讲，就算欧文挑衅，我也不会跟他一般见识，但是在当时我实在忍不住了。吵起来之后，他便开始数落我这个家长过去几十年来的所有缺点。时至今日，我仍然无法理解他为何突然发飙。是太无聊？还是老人本来就喜欢多管闲事？又或者是（虽然我尽可能避免那样想，但他真的就像我偶尔认为的）在嫉妒我？我老是感觉到那种情绪潜藏于欧文的意识表层底下，时隐时现，随着我受到的认可愈来愈多，孩子们也一个个走入社会，他内心的不满也年年增多。毕竟，我拥有一切，他却只有薛西斯，出过几本薄薄的诗集，而且一辈子大都只生活在纽约州。

总之，我们不欢而散，说到最后，他宣称他会在纽约过圣诞假期（和我一直很好奇、想见一面的薛西斯，以及艾比——如果他认为他比我更尽责，想把艾比留在身边，无论多久我都没意见）。挂断电话之前，欧文气冲冲地说：“我会把孩子们的礼物寄过去。”虽然我既沮丧又愤怒，但他的话仍让我苦涩地松了一口气：欧文送的礼物总是比较好，孩子们每年都很期待。

那天晚上，大家都回房间后，我拿着兰辛太太在感恩节过后不久帮我准备的大塑料档案箱搬到楼下客厅去。楼下只要是有平面的地方都挂着写有孩子名字的长袜，总计几十只，他们甚至把墙上的图画拿下来，把自己的袜子挂在了钩子上。整个客厅就像疯子的房间，只是看不出他执着于什么特殊癖好。

兰辛太太已经把明确的指示写给我了：从档案箱里拿出巧克力球，每只长袜都要放一颗，用来包裹巧克力的是像橘皮一样皱的锡箔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