交三百多元，养上面那些当官的。你想，那些当官的若不是他孙子，他干吗要出钱养他们？”

　　朱怀镜脸上顿时发烧。老人仍是笑咪咪的，又说：“这是我老父亲，八十多岁了，又聋又瞎，腿也瘫了。可他老人家还在做孙子哩。他每年也得上交三百多元。你想，那些当官的，要是不是他的爷爷，他干吗八十多岁了还要养他们？”

　　朱怀镜只好赔着笑，看老人家还有什么说的。老人家果然又说了，“说到底，孙子也是我，爷爷也是我。人那儿子在外面打工出了事，死了，儿媳妇另外嫁人了。一家三口人的负担，都在我一个头上。”

　　这时，围过很多看热闹的人，老人家说一句，他们就哄笑一阵。有人说，这三个人一看就是干部，同干部有什么说的？

　　朱怀镜笑道：“干部脸上有字？”

　　那人嗨嗨一笑，说：“过去嘛，贼脸上像写了字；现在嘛，官脸上像写了字。”

　　朱怀镜只得笑笑，回头问老人家：“那你老人家说说，怎么办才合理呢？”

　　老人家摇摇头说：“我说有什么用？当官的能听老百姓的？”

　　朱怀镜说：“我们就当扯谈嘛！”

　　老人家说：“扯谈都算不上，只能算是扯鸡巴蛋！按我说呀，你们城里人参加工作才发工资，到了六十岁就退休。农民呢？生下来就有负担，到死都不退休。也太看得起我们农民了。都说农民伯伯，工人叔叔。伯伯比叔叔的辈分高嘛！我说呀，负担要是按人头摊，至少要到十八岁才摊嘛！到了六十岁，你莫说发我们退休工资，至少上交也得免了嘛！”

　　朱怀镜点头说：“你老说得有道理。那么按田亩摊？”

　　老人家还没回答，看热闹的有位黑脸老汉说了，“我是邻村的，到这里走亲戚。我们村就是按田亩摊的，每亩田一年得交二百五十元上下，算到人头上，同这里差不多。受不了。”

　　朱怀镜说：“但不交也不行啊！皇粮国税嘛。你们说是多了，还是不公平？”说着就站起来，“好吧，我们得赶路了。你们可以把意见反映上去，总有办法解决的啊！”

　　朱怀镜同老乡们挥手作别，听得后面有人在议论：肯定是干部，肯定是干部。你不见他那肚子，油鼓鼓的！只怕是个大官，学皇帝老子微服私访。那两个年轻人，一个是警卫，一个是司机。

　　上了车，朱怀镜苦笑着问舒天：“警卫，有何感想？”

　　舒天略作支吾，说：“我想起了一句古话，说起来有些反动：兴，百姓苦；亡，百姓苦。”

　　朱怀镜沉默片刻，说：“我们需要的是实事求是，而不是很先验地认定哪个观点正确还是反动。现在有百姓的确还很苦，这是事实。怎么解决？现在的问题是，大家都在当老师，只出题目，不答考卷。村干部是小学老师，乡镇领导是中学老师，县级领导是高中老师，到我们地市级领导就是大学教授，再上面的领导就是硕士生导师和博士生导师了。”

　　舒天笑了起来，“朱书记好幽默。”

　　朱怀镜长叹一声，说：“我哪有心情幽默啊！你想想刚才那种情况，我们连自己的干部身份都不敢承认。我起初不说自己是干部，是想听听真实情况；后来呢？想承认都敢了，不要让他们骂得灰溜溜地出来？”

　　杨冲很义愤的样子，说：“那些农民，嘴也够油够狠的。要是过去啊，该去坐牢！”

　　朱怀镜说：“不能这么看问题。群众敢说政府的坏话，这是历史的进步。错不在群众，而是我们政府。我们要做到尽量少些坏话让群众去说，这才是道理。当然一贯正确、一切正确的政府是不存在的。”

　　“只怕领导干部中，敢于像朱书记这么看问题的不多。基层有些干部总是埋怨，说现在的农民都被上面的政策惯坏了！”舒天说。

　　“荒唐！”朱怀镜说。

　　“朱书记，我们怎么走？”杨冲问。

　　朱怀镜说：“你先走着吧。今天我们先安排宽松些，先沿途看看，晚上再找农户住下来，开个座谈会。晚上我们就不搞微服私访了，亮明身分，虚心听取群众意见。明天一早，就赶到马山县委去，同余明吾同志交换看法。”

　　这时，见路边有栋新修的洋房子，有位老奶奶坐在门口，也在晒太阳。朱怀镜想去看看，便叫杨冲停了车。

　　“老人家，你好福气啊！”朱怀镜走过去问好。

　　“啊？你说什么？”看样子老奶奶耳朵不太好。

　　“说你老人家气好！”舒天高声重复道。

　　老奶奶笑了，说：“搭帮如今政策好啊！”

　　听了这话，朱怀镜顿时来了兴头，自己搬了张小凳，准备同老奶奶拉拉家常，“你老高寿？家里有几口人？”

　　老奶奶自己耳朵聋，好像也怕别人听不见，高声道：“我今年七十三了。老话说，七十三、八十四，阎王不喊自己去。我身体还很硬朗，就是耳朵有点不管事。儿子成家了，在外面打工。种地划不来，划不来。不是政策好，哪准出去打工？家里就我和老头子，他去地里了，刚去哩！”

　　朱怀镜很关切地问：“你儿子儿媳在外做什么工作？”

　　老奶奶说：“我不懂啊。听村里人说，儿子在皮带厂做事，专门拉皮带的。儿媳在盐厂做事，专门卖盐。”

　　这时，有些村里人走过来，远远的站着只是笑。朱怀镜脑子里一阵懵懂，马上什么都明白了。他二话没说，转身就走。拉皮带其实是拉皮条，卖盐其实是卖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