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后我们就会像石头一样沉入河底。我们朝河面上扔了一些石头，想看看它们到底会怎样；它们在冰面上滑行了一段距离就停止了，依然可见。我们呼出的气形成一股白烟。于是，我们俩就不停地吹气，仿佛火车冒烟一般；同时我们寒冷的双脚交替站着。我们靴底的雪嘎吱嘎吱作响。我们的双手握在一起，结果两只手套也冻在一起了。当我们把手套摘掉以后，它们像两只蓝色绒线手仍然紧紧握着，而里面却是空的。

在卢韦托河的湍流下面，大块参差不齐的冰块堆在一起。这些冰块中午是白色的，在黎明和黄昏又呈淡绿色；小的冰块在流水的冲击下还会发出铃铛一般的叮当声。在河中心，河水却没有结冰，仍然湍急地流着。孩子们躲在河对岸山上的树丛里大声喊叫；他们的声音在这冰天雪地里听起来又高又远，也很快乐。他们还滑平底雪橇——这是大人不允许我们玩的。我想去岸边踩那些凹凸不平的冰块，看看它们是否结实。

春天来了。柳树枝变黄了，山茱萸变红了。卢韦托河的水猛涨；灌木和树木被急流连根拔起，在旋涡中打转，最后被礁石绊住。一个女人从喜庆桥上跳入了湍急的河水中，尸体两天后才找着。尸体是在河的下游找到的，捞上来已面目全非，因为在那样的急流中漂上两天就像进了绞肉机一般。瑞妮说，这不是离开人世的最佳方法——如果你在乎自己外表的话，最好不要选择这种方法；不过，这种时候你很可能也不会在乎了。

希尔科特太太知道在过去几年这样跳河自尽的人有六七个。你可以从报纸上看到这些报道。其中有一位姑娘，希尔科特太太曾与她一起上过学。那位姑娘后来嫁给了一个铁路工人。她说，铁路工人常年在外，哪里想到家里会发生什么事？“她怀上了野种，”她说道，“又找不出借口。”瑞妮跟着点头，似乎这件丑事说明了一切。

“不管男人有多笨，他们大多数至少还是会扳指头算日子的，”她说，“我估计他狠狠揍了她一顿。可是，马儿跑了，关上马棚的门也没用了。”

“什么马？”劳拉问道。

“她必定还遇上了别的麻烦，”希尔科特太太说，“一旦你遇上麻烦，十有八九还会遇到别的麻烦呢。”

“什么是野种？”劳拉悄悄问我。“什么野种？”可我也不知道。

瑞妮说，除了纵身跳人河中，这些女人也可能会走到河流的上游，让河水浸湿她们的衣服，然后沉入水中；这样一来，即便她们想游离险境也无济于事了。男人们要寻死的话，则更加干脆。他们会选择悬梁自尽，或者用猎枪打爆自己的脑袋；如果他们溺死的话，他们会先撞岩石，或者用其他的重器——斧头、一袋子钉子之类——把自己结果了。在这种严肃的事情上，他们是不喜欢冒险的。然而，女人们通常选择走入水中，任由河水吞噬她们的性命。从瑞妮的口气中，很难判断她是否赞同这些不同的死法。

那年六月，我满十岁了。瑞妮为我做了一只蛋糕。不过她说，母亲刚去世不久，也许不该做；但毕竟生活还是要照样过下去，也许做一只蛋糕不会伤害什么。伤害什么？劳拉问道。妈妈的感情，我回答说。那么，妈妈在天堂看着我们吗？但是，我变得固执起来，而且有点自鸣得意，故意不回答劳拉。劳拉听了关于母亲感情的话，不愿吃她那份蛋糕。于是，我就吃了两份。

尽管我闭上眼睛就可以想起悲伤的事，如同一只被锁在地窖中哀号的小狗一般，但要让我回忆起全部的细节却是很费劲的。母亲去世那天我都做了些什么呢？我记不太清了。当时她到底是个什么模样？现在她留给我们的样子只不过是照片中的形象。我还记得，她突然消失后，她的床给我一种异样的感觉：看上去空荡荡的。下午的斜阳透过窗户静静地流泻在硬木地板上；尘埃在阳光中飘浮，如同雾气迷漫。空气中有一股家具的光蜡味、枯萎的菊花味，以及床上便盆和消毒剂的残留气味。如今，我常常意识到母亲不在了，已很少想起她健在的时候。

瑞妮对希尔科特太太说，没有谁能够替代蔡斯夫人的位置，因为她是个圣人——如果这个世上有圣人的话。不过，瑞妮说，她自己已经做了她所能做的事情；为了我们俩，她始终表现出愉快的样子，因为说得越少，平复得也越快。值得庆幸的是，尽管人们说静流水深，我为了自身也过于沉默，但我们确实似乎是在慢慢地恢复过来。她说，我是那种喜欢沉思的人，到头来总归会走出阴影。至于劳拉，谁也说不准，反正她一直是个古怪的孩子。

瑞妮说，我们俩待在一起的时间太多了。她说，劳拉学的东西太成人化，我也被耽误了。我们俩应该各自同与我们年龄相仿的孩子待在一起，但镇上仅有的几个适合我们的孩子都被送到私立学校去了。按理说，我们也有权利去私立学校读书，可是蔡斯上尉似乎从来也抽不出时间来为我们安排这一切；反正一下子变化太多也不合适。我头脑冷静，自然可以应付，但劳拉还小，去学校读书完全不够年龄。再说，她容易神经紧张。她是那种一碰就惊慌的孩子；即便是掉入六英寸深的水中，她也只会乱扑腾，却不会把头伸出水面，最后淹死在水中。

我和劳拉坐在后楼梯的台阶上，把门开条缝，用手捂住嘴巴以免笑出声来。我们陶醉在这种间谍行为的快乐里。然而，偷听有关我们自己的事情，这对我们俩都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