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说话。在经济景气的时候，人们把埃尔伍德·默里看成是傻瓜，也可能把他看成是瑞妮所谓的同性恋者——他没有结婚，到了他那个年龄不结婚总意味着一点什么吧——但是，只要他把参加社会活动的所有人的姓名都登出来，而且不出错，人们并不介意他个人怎样，甚至还表示有限度的赞赏。然而，当前并不是太平盛世，埃尔伍德·默里为了自己的利益也太好管闲事了。瑞妮说，你并不想自己有一点点小事就见诸报端。没有哪个正常人会希望如此。

我看见父亲一瘸一拐地走在去野餐的工人们中间。他以他那特有的方式向人们快速地点头，给人一种突兀的感觉。他点头的样子不是向前倾而是向后靠。他那只黑眼罩也在左右移动；远远地看去仿佛是脑袋上的一个窟窿。他的小胡子像一根弯弯的獠牙横在嘴巴上方；当他要笑的时候，它会不时地收紧。他的双手则插在衣袋里。

他身旁是一位稍微年轻一点的男子，身材略高于父亲，却不像父亲那样满脸皱纹、棱角分明。你看到他就会想到光滑这个词。他戴了一顶漂亮的巴拿马草帽，身穿一套亚麻布西装；衣服看上去闪闪发亮，清新而又干净。他显然是从别的地方来的。

“同父亲在一起的那个人是谁？”我问瑞妮。

瑞妮就像没看似地瞅了一眼，然后笑了一声。“他就是‘皇家传统’先生本人。他居然还会厚着脸皮到这里来。”

“我想就是他。”我说。

“皇家传统”先生就是理查德·格里芬，多伦多皇家传统针织厂的老板。我们的工人——父亲的工人——戏谑地称他的工厂为“皇家传统屎织厂”，因为格里芬先生不仅是父亲的主要竞争对手，而且还算是一个政敌。他曾在报纸上攻击父亲，说他对失业工人、靠政府救济的人以及激进分子的态度太软。他还说父亲对工会也太软；这一条毫无根据，因为提康德罗加港没有工会，而父亲对工会的怀疑态度也不是什么秘密了。然而，现在出于某种原因，父亲却邀请理查德·格里芬参加野餐会以及之后在阿维隆庄园举行的晚宴，并且决定的时间也很突然。只有四天的准备时间。

瑞妮感到，格里芬先生的到来令她措手不及。众所周知，招待敌人比招待朋友还得周到一些。对她来说，要准备这样一个晚宴，四天的时间并不长，尤其是自从祖母阿黛莉娅过世后，阿维隆庄园就再也没有举行过盛大的宴会。卡莉·菲茨西蒙斯倒确实有时会带些朋友来度周末，但那是不一样的，因为他们仅仅是些艺术家而已，只要受到招待，无论好坏他们都该很感激。有时候，你会发现到了夜里他们会将厨房洗劫一空，用剩下的食物做三明治来吃。无底洞，瑞妮这样称呼他们。

“总之，他是个暴发户，”瑞妮一面打量理查德·格里芬，一面嘲讽地说道，“瞧他穿的那条时髦裤子。”她不会宽恕任何批评过父亲的人（任何人，却不包括她自己），而且鄙视那些新发迹的人；他们给人的感觉趾高气扬，或者说她认为趾高气扬；而事实上，格里芬家族就像泥巴一样普通，至少他们的祖父是如此。瑞妮用一种模棱两可的口吻说，他的生意是靠欺骗犹太人起家的——这不是她看过的那些书中所说的绝技吗？不过，对于他到底是怎么样发的财，她却说不出个所以然来。（公平地说，这些关于格里芬家族的瞎话可能是瑞妮编造的。她有时会想当然地为别人编造家史。）

在父亲和格里芬先生后面走着的是卡莉·菲茨西蒙斯和另外一位女士。我猜想，这位就是理查德·格里芬的妻子——年轻、苗条、时髦，身穿一条透明的橘色麦斯林纱裙，仿佛是番茄汤里冒出的一股蒸汽。她头戴绿色的花式女帽，脚蹬一双露跟的绿色高跟鞋，脖子上扎着一条薄围巾。对这个野餐会来说，她穿得过分讲究了。我看她停下来，提起了一只脚，扭过头去看后跟上是否粘上什么东西。我倒希望她粘上东西。不过，我在想，如果拥有这样可爱而昂贵的时装，而不用穿那种规矩的、长可拖地的老式衣裙（这是当时我们必须穿的样子），那该多好啊。

“劳拉到哪儿去了？”瑞妮突然警觉地问道。

“我不知道。”我回答说。我对瑞妮说话不客气已成习惯，尤其是当她把我差来遣去的时候。你不是我的母亲已成为我最尖刻的反击。

“你应该知道不能让她走出你的视线，”瑞妮说道，“什么人都可能来这儿。”什么人是她最头疼的问题之一。你不知道会有什么人闯入、干些什么偷窃和诈骗。

我发现劳拉坐在树下的草坪上，正与一名年轻的男子交谈——男子，而不是男孩——一个皮肤微黑的男子，戴着一顶浅色的帽子。从他的样子很难判断他是干什么的——不是工厂的工人，也不是做其他工作的——无法确定他的职业。他没戴领带，可这毕竟只是个野餐会。他穿了一件蓝衬衣，边上有点磨损了。看来事先未做任何准备，是无产阶级的样子。许多年轻人都在模仿这种样子——不少大学生就是如此。到了冬天，他们就穿针织的背心，上面有横条的花纹。

“嗨，”劳拉说，”你去哪儿了？这位是我姐姐艾丽丝。这位是亚历克斯。”

“你姓……？”我问那个年轻男子。劳拉怎么这么快就亲切地叫他的名而非姓了？

“亚历克斯·托马斯。”年轻男子自我介绍道。他彬彬有礼，却不无谨慎。他站起身，伸出手来；于是我同他握了握手。之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