伤害。人们往往都考虑不到这一点。”

“亲爱的W小姐：关于同一个问题，你已经寄来四封信了。别再骚扰我了。你真是块讨厌的牛皮糖。”

几十年来，我对自己当年这些恶言恶语的涂鸦之作感到一种残忍的满足。我舔舔邮票，贴在信封上，然后像扔手榴弹般把这些信丢进光亮的红色邮筒中，让那些伸长脖子的好事者得到报应，心中十分快慰。但近来，我不再回信了。何必要刺激陌生人呢？他们不在乎我对他们有什么看法。对他们来说，我只是个附属物：劳拉的一只额外的、奇特的手——这只手把她传送给世界，传送给他们。他们把我看作一个档案馆——一座活陵墓、一个他们所谓的材料库存。那我又为什么要帮他们呢？对我而言，他们是一群食腐动物——争先恐后的鬣狗、闻到肉味的豺狼、随意捕食的猛禽，或是叮着尸体不放的苍蝇。对他们来说，我仿佛是一家古玩铺；他们想从我这里寻找铁片碎陶、楔骨碎片、古纸草残留、古董、失传的玩具和金牙之类。如果他们怀疑我还藏有这一箱东西，他们会破门而入，把我打翻在地，理直气壮地抢走箱子。

不行。我还是不把它送到大学去吧。我为什么要让他们满意呢？

或许，我这个扁行李箱应该送到萨布里娜那里去，尽管她决定把自己关起来，不再理会我——这才是让我烦心的事。然而，过来人都知道，毕竟血浓于水。这些东西按理是属于她的。你甚至可以说，这些是她该继承的遗产；她毕竟是我的外孙女。她也算是劳拉的外孙女。一旦她抽出时间来，她肯定想知道她长辈的事。

不过，她无疑会拒绝这一馈赠。我提醒自己，她已经长大成人了。如果她想要问我什么，想要对我说什么，她迟早会告诉我的。

但她为什么不这样做呢？她沉默是想报复什么事或什么人吗？肯定不是对理查德——她从来不认识他。也不是对威妮弗蕾德；她是从她那儿逃走的。那么是对她的母亲——可怜的艾梅？

她能记得多少？她只有四岁。

艾梅的死并不是我的错。

萨布里娜如今在哪儿？她在追寻什么？在我想象中，她是个瘦削的女孩子，带着迟疑的微笑。然而，她很可爱，长着一双劳拉一样深沉的蓝眼睛；长长的黑发卷起来，像冬眠的蛇一般盘在头上。不过，她不戴面纱；穿着一双实用的凉鞋，或者是靴子，鞋掌都磨薄了。她是不是也裹着印度的莎丽？她那样的女孩子一般都是这种装束。

她在为某种使命奔波——给第三世界的穷人发放食物，安慰将死的人；为我们其余的人赎罪。这是一个徒劳的任务——我们的罪孽像无底的深渊，而且越来越多。但她无疑会说：那是上帝的意思——徒劳无功。上帝总是喜欢人们徒劳无功；他认为那是高尚的。

她在这方面很像劳拉：易走极端，不肯折衷，嘲笑人类的失败。若要掩盖这个缺点，你得长得很漂亮。否则，你就似乎只剩下乖戾了。

火窖

天气在这个季节不该这么温暖。芬芳而和煦，干燥而明亮。一年中的这个时节，太阳通常黯淡无力，而现在却又大又圆，连落日也十分灿烂。电视台气象频道的那些活泼的、笑眯眯的家伙说，这源于远方的一场大灾难——是地震，还是火山爆发？这是又一次不可抗拒的致命天灾。他们的座右铭是：祸兮，福所倚。但另一方面，福兮，祸所伏。

昨天，沃尔特开车送我去多伦多和律师见面。如果能避免，他是绝对不会去那儿的，但米拉还是说服他去了。因为我说要搭公共汽车去，她可不愿意我搭车去那儿。人人都知道，去多伦多的公交车每天只有一班，天没亮就启程，天黑了才回来。她说，如果我在夜间下车，那些开车人看不见我，我会像只虫子一样被他们的车碾碎的。总之，我不能独自去多伦多，因为，人人都知道，那儿骗子成群，恶棍遍地。她说，一定要沃尔特陪我去。

沃尔特出发前戴了一顶红色的棒球帽；在他的帽子后檐和衣领之间，他毛拉拉的脖子硬邦邦地凸出来。他的眼皮满是皱折。“我原本要开那辆小卡车的，”他说，“那车结实得像个砖砌的厕所，那帮蠢小子在撞我之前得掂量掂量。不过，小卡车缺了几根弹簧，路上不会那么平稳。”听他的口气，多伦多的开车人都很疯狂。“我说，你去那儿是不是疯了？”他又说道。

“我们就是去那儿。”我指出道。

“不过，就这一回。就像我们常对姑娘们说的，一回不算。”

“那她们相信你吗，沃尔特？”我故意用话套他。他也喜欢这样。

“当然啦。她们都傻乎乎的。特别是金发姑娘。”我能感觉到他在咧嘴偷笑。

像个砖砌的厕所。这话过去是用来说女人的（意为长得壮实）。这是句恭维话；那时候并不是所有人都盖得起砖砌厕所的。厕所通常是木头盖的，单薄易倒，而且臭气熏天。

沃尔特让我上了他的汽车，给我系上安全带，立刻就打开了收音机。里面传出了电子小提琴的音乐，是令人心碎的四拍，诉说着畸形的浪漫爱情。这无非是陈腐的无病呻吟，但毕竟也是一种痛苦。娱乐业就是以此为生。我们早已习惯了这些色情的东西。我靠在米拉为我准备的枕头上。（她为我们准备的东西像是我们要去远航：膝毯、金枪鱼三明治、巧克力小方饼，还有一暖壶咖啡。）窗外，若格斯河在懒懒地流淌。我们过河以后往北拐，经过几条街道——两边原是工人的住房，如今则成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