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继盛却在嘉靖二十六年（1547）的科举中一举中第，成为了一名进士。

　　杨继盛的运气实在一般，他被分配到冷衙门南京吏部，当上了六品主事，之后又改任兵部员外郎。和他的同学相比，既没有庶吉士的光辉前景，也没有地方官的油水实惠。

　　然而杨继盛没有怨言，他只是默默地工作，努力地干活。

　　他不是一个聪明人，至少比张居正还差得远，虽然他很勤奋，但勤奋是永远无法弥补天分的。他缺乏大局观，不会搞同事关系，不会拉帮结派，政务能力也很一般。

　　他很清楚自己的能力，但他不以为意，因为对于出身贫寒的他而言，这一切已经足够了。

　　虽然这个世界很复杂，官场很狡诈，但在杨继盛那里却十分简单，因为他的为官之道只有一条：报效国家、体恤百姓。

　　这是大多数新官员们口头禅和必喊口号，很多人喊得比他更响亮，却没有记住。

　　杨继盛记住了，而且他照做了。作为一个穷人家的孩子，他很知足，很感恩，他所期望的，只是踏踏实实地为国为民做几件事而已。

　　所以当“庚戌之变”后，仇大将军要开“马市”再次妥协退让的时候，杨继盛当即站出来，愤然上书，反对马市。

　　仇鸾十分恼火，就告了杨继盛的黑状，将其关进诏狱，并贬官发配偏远地区狄道。

　　狄道十分荒凉，少数民族聚居，本地人不爱好读书，只喜欢闹事，到这里做官基本相当于劳改。

　　然而杨继盛毫无畏惧，因为他是一个简单的人，用简单的方式，过简单的生活。

　　他吃粗茶淡饭，住简陋的房子，教当地人识字读书，解决纷争，不收一文不取一物，连蛮夷之地的乡民也被他感化，大家都称他为“杨父”。

　　居庙堂之上，处江湖之远，皆忧其民者，方可为官。

　　不久后，仇鸾密谋败亡，嘉靖想起了杨继盛的忠言，便诏令他复官，先升他为知县，一月后升南京户部主事，三天后升刑部员外郎。

　　坐着直升飞机的杨继盛还没有到顶，很快他又回到了京城，这一次他的任职地点是兵部武选司。

　　兵部最穷的地方是职方司，而最富的无疑是武选司。武将升迁谪降，手中大笔一挥即可，又闲又富，肥得流油。

　　而毫无背景的杨继盛之所以能够得到这个职位，完全是因为严嵩的推荐。

　　严嵩之所以保举杨继盛，自然不是欣赏他的正直无私，只是因为仇鸾是他的敌人，而杨继盛曾经反对仇鸾，在他看来，敌人的敌人就是自己的朋友。

　　可是严嵩并不知道，在杨继盛的敌人名单上，仇鸾只排第二，第一名的位置一直是留给他老人家的。

　　严嵩认为自己能够利用杨继盛与仇鸾的矛盾，能够用官位和利益收买这个人，能够将他收为己用，然而他错了，因为他并不了解杨继盛。

　　这是一个没有私仇的人，他的心中只有公愤，即使整他个人，只要有益国家，他也毫无怨言，此即所谓大公无私。

　　大私无公的严嵩自然是无法理解这种品格的，他正在家里等待着新同党的加入，却没有想到，毁灭之路已然就此打开。

　　当严嵩自信十足的时候，杨继盛却已看清了事情的真相，朝局黑暗、民生凋敝，这一切的罪魁祸首正是严嵩，这位本应用心勤政的内阁首辅贪污受贿、结党营私，干过的好事可谓罄竹难书（不是写不完，是不太好找），心中装着他自己，唯独没有全世界。

　　于是杨继盛决定上书弹劾这个人。

　　在明代，弹劾可谓是家常便饭，比如你看某人不顺眼，可以上书弹劾，和某人有仇，可以上书弹劾，政治斗争需要，可以上书弹劾，闲来无事找点活干，也可以上书弹劾。弹劾的理由也是千奇百怪，比如不讲个人卫生、衣服没穿对、腰带没系好，长相难看也可以弹，总之是只要想得到，就能弹得了。

　　而在这种环境下，明代的官员们已经养成了习惯，大凡一个官员干到三品副部级，如果档案里没有十几份弹章，那就是件极不正常的事情。

　　你弹劾我，我弹劾你，幸福的日子一天天地过，几十年混下来，一次也没被弹劾过的，不是人，是神。

　　在弹劾如吃饭穿衣的时代，平凡而不起眼的杨继盛却因此万古流芳，是因为他使用了最为特别的一种弹劾方式——死劾。

　　在很多情况下，弹劾是一种政治手段，是为了达到某种目的，大家同朝为官，混个功名也不容易，弹劾贪污，下次就少贪点，弹劾礼仪，那就注意点形象，就算是弹劾长相不佳，最多不过是去整容，你来我往，相敬如宾。

　　而死劾，并非是简单的文书，它是一种态度，一种决心，弹劾的罪状是足以置对方死地的罪名，弹劾的对象是足以决定自己生死的人，弹劾的结果是九死一生。

　　知无不言，言无不尽，以生命为赌注，冒死上劾，是为死劾。

　　死劾，不是你死，就是我亡！

　　若非杀父之仇、夺妻之恨这类的纠纷，是断然不会有人用这一招的，严嵩没有杀杨继盛的爹，更不会抢他的老婆，相反，他提拔了杨继盛，并希望将他收入门下。

　　然而杨继盛拒绝了升官发财的机会，他已经下定决心，死劾严嵩。

　　严嵩不是他的仇人，他却依然不忿，为夏言不忿、为朝局不忿、为死在蒙古马刀下的万民不忿，为天下不忿！

　　以天下为己任者，是然。

　　他并非不知道这样做的下场，沈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