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背台词。

　　于是在一阵紧张工作之后，王大臣又说出了新的供词：

　　“我是来行刺皇帝的，指使我的人是高阁老（高拱）的家人。”

　　不错，这才是最理想的供词，冯保笑了，张居正也笑了。

　　看着眼前低头求饶的王大臣，两人相信，高拱这次是完蛋了。

　　然而事实证明，这两位老奸巨猾的仁兄还是看错了，不但看错了形势，还看错了眼前的这个逃兵。

　　当审讯结果传出之后，反响空前激烈，以往为鸡皮蒜毛小事都能吵上一天的大臣们，竟然形成了空前一致的看法——栽赃。

　　这都是明摆着的，先把人搞倒，再把人搞臭，最后要人命，此套把戏大家很清楚，拿去糊弄鬼都没戏。

　　于是在供词公布后不久，许多人明里暗里找到张居正，希望他不要再闹，及早收手，张大人毕竟是老狐狸，一直装聋作哑，啥也不说，直到另一个人找上门来。

　　别人来可以装傻，这个人就不行了，因为他不但是老资格，还曾是张居正的偶像——杨博。

　　杨老先生虽然年纪大了，战斗力却一点不减，关键时刻挺身而出，准备为高拱说情。

　　但对于他的这一举动，我还着实有点好奇，因为这位仁兄几十年来都是属于看客一族，徐阶也好，严嵩也罢，任谁倒霉他都没伸过手，而根据史料记载，他和高拱并无关系，这次竟然良心发现，准备插一杠子，莫不是脑筋突然开了窍？

　　于是怀着对他的崇敬，我找了许多资料，排了一下他的家谱，才终于找到了问题的答案。

　　杨博和高拱确实没有关系，但他有个儿子，名叫杨俊卿，而很巧的是，杨俊卿找了个老婆，岳父大人偏偏就是王崇古。

　　王崇古和高拱就不必说了，同学兼死党，王总督的这份工作还是高拱介绍的，不说两句话实在不够意思。

　　没有无缘无故的爱，也没有无缘无故的恨，我信了。

　　杨大人开门见山，奔着张居正就去了：

　　“你何苦做这件事情？”

　　这句话就有点伤自尊了，张居正立刻反驳：

　　“事情闹到这个地步，你认为是我安排的吗？”

　　“我不是这个意思，”杨博终究还是说了句实诚话，“但只有你，才能解决这件事。”

　　张居正沉默了，他明白，杨博是对的，高拱的生死只在自己的手中。

　　于是在送走了杨博之后，他决定用一个特殊的方法做出抉择——求签。

　　良久跪拜之后，张居正在庙里拿到了属于他的那一支签，当他看到上面内容的那一刻，便当即下定了决心。

　　据说在那支签上，只刻着八个字——所求不善，何必祷神！

　　但事情已经出了，收手也不可能了，于是他决定不参与其中，让冯保自己去审，并特意指定锦衣卫都督朱希孝一同会审。

　　事实证明，这个安排充分体现了张居正卓越的政治天才，却苦了他的朋友冯保，因为很快，这位冯太监就将成为中国司法史上的著名笑柄。

　　万历元年（1573）正月二十九日，对王大臣的审讯正式开始，一场笑话也即将揭幕。

　　案件的主审官，是东厂管事太监冯保和锦衣卫都督朱希孝，这二位应该算是大明王朝的两大邪恶特务头子，可不巧的是，那位朱都督偏偏就是个好人。

　　这位朱兄来头很大，他的祖上，就是跟随永乐大帝朱棣打天下，几十个人就敢追几千人的超级名将朱能，到他这辈，虽说打仗是不大行了，但这个人品行不错，也还算个好人，觉得冯保干得不地道，打算拉高拱一把。

　　所以在审问以前，他仔细看了讯问笔录，惊奇地发现，王大臣的第一次口供与第二次口供有很多细节不对，明显经过涂改，但更让他惊奇的是，这样两份漏洞百出的笔录，卷尾处得出的结论竟然是证据确凿。

　　于是他当即找来了当场负责审问的两个千户，拿着笔录笑着对他们说：这样的笔录，你们竟然也敢写上证据确凿？

　　那两名千户却丝毫不慌，只说了一句话，就让朱大人笑不出来了：

　　“原文本是没有的，那几个字，是张阁老（张居正）加上去的。”

　　朱希孝当即大惊失色，因为根据惯例，东厂的案卷笔录非经皇帝许可，不得向外人泄露，如若自行篡改，就是必死之罪！

　　张居正虽然牛，但牛到这么无法无天，也实在有点耸人听闻。

　　所以在正式审问之前，朱希孝十分紧张，冯保和他一起主审，张居正是后台，如此看来，高拱这条命十有八九要下课了。

　　然而当审讯开始后，朱希孝才发现自己错了，错得十分搞笑。

　　明代的人审案，具体形式和今天差不多，原告被告往堂上一站（当年要跪），有钱请律师的，律师也要到场（当年叫讼师），然后你来我往，展开辩论，基本上全国都一样。

　　只有两个地方不一样，一个是锦衣卫，另一个是东厂。因为他们是特务机关，为显示实力，开审前，无论犯人是谁，全都有个特殊招待——打板子。

　　这顿板子，行话叫做杀威棍，历史十分悠久，管你贵族乞丐，有罪没罪，先打一顿再说，这叫规矩。

　　事情坏就坏在这个规矩上。

　　案台上朱大臣还没想出对策，下面的王大臣却不干了，这人脑筋虽有点迟钝，但一看见衙役卷袖子抄家伙，也还明白自己就要挨打了，于是说时迟那时快，他对着堂上突然大喊一声：

　　“说好了给我官做，怎么又要打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