昌还提出了一个计划，这个计划在历史上的名字，是八个字：四正六隅，十面张网。

　　四正，包括湖广、河南、陕西、凤阳，六隅，是指山东、山西、应天、江西、四川、延绥。简单地说，这个优秀计划的大致内容，是一部垃圾电影的名字——十面埋伏。

　　它的大致意思是，全国范围内，设置十个战区，四个主要，六个次要，只要发现民军出现，各地将联合围剿。简而言之，就是划定管辖范围，在谁的地方出事，就让谁去管，出事的主管，没出事的协管。

　　听完杨嗣昌的计划，崇祯只说了一句话：

　　“我用你太晚了！”

　　对于这句话，朝廷的许多大臣都认为，是彻彻底底的胡扯，无论是杨嗣昌，还是他的那个什么十面埋伏，都是空口白说，毫无价值，在他们看来，杨嗣昌同志将是第三个被干掉的兵部尚书。

　　然而他们错了，如果说在当时的世界上，还有一个人能够拯救危局，那么这个人，只能是杨嗣昌。

　　两年后，只剩十八个人的李自成，和束手投降的张献忠，可以充分说明这一点。

　　所有的转变，都从这一刻开始，魏忠贤、清军入侵、民变四起，朝廷争斗，紧张，痛苦，毫无生机，但始终未曾放弃。

　　或许崇祯本人并不知道，经过长达八年暗无天日的努力，他即将迎来大明的曙光。

　　【放他去！】

　　崇祯死前，曾说过这样一句话：诸臣误我！

　　对于这句话，大多数人认为，是在推卸责任。

　　但考证完崇祯年间的朝政，我认为，这句话比较正确。确切地说，给崇祯打工的这帮大臣，除部分人外，大多数可以分为两种，一种叫混蛋，一种叫混帐。

　　这个世界上，有两种人最痛苦，第一种是身居高位者，第二种是身居底层者，第一种人很少，第二种人很多。第一种人叫崇祯，第二种人叫百姓。

　　而最幸福的，就是中间那拨人，主要工作，叫做欺上瞒下，具体特点是，除了好事，什么都办，除了脸，什么都要。

　　崇祯每天打交道的，就是这拨人，比如崇祯三年（1630）西北灾荒，派下去十万石粮食赈灾，从京城出发的时候，就只剩下五万，到地方，还剩两万，分到下面，只剩一万，实际领到的，是五千。

　　这事估计是办得太恶心了，崇祯也知道了，极为愤怒，亲自查办。

　　案情查明：先动手的，是户部官员，东西领下来，不管好坏，先拦腰切一刀，然后到了地方，巡抚先来一下，知府后来一下，剩下的都发到乡绅手里，美其名曰代发，代着代着就代没了。

　　结合该案，综合明代史料，崇祯时期的官员，比较符合如下规律：脸皮的厚度，跟级别职务，大致成反比例增长。

　　这是比较合理的，位高权重的，几十年下来，有身份，也要面子，具体办事的就不同了，树不要皮，必死无疑，人不要脸，天下无敌，好欺负的，就往死了欺负，能捞钱的，就往死了捞，啥名节、脸面，都顾不上，捞点实惠才是最实在的，正如马克思所说，资本的积累，那是血淋淋的。

　　而且这拨人，还有个特点，什么青史留名、国家社稷，那都太遥远了，跟他们讲道理，促膝谈心都是没用的，用今天的话说，就是吃硬不吃软。教育没有用的，骂也没有用，往脸上吐唾沫都没用，相对而言，比较合适的方式是，把唾沫吐到眼里，再说上一句：孙子，我能治你！

　　比如当年追查阉党，就那么几个人，研究来研究去，连亲手干掉杨涟的许显纯，都研究成过失杀人，撤职了事，还是崇祯亲自上阵，才把这人干掉。

　　再比如这事，案发后，崇祯非常生气，下令严查，查到户部，户部研究半天，拉出来几个人，说是失职，给撤了，准备结案。

　　崇祯生气了，重装上阵，找出来几个主犯，杀了，剩下的，充军。

　　总之，崇祯年间的朝廷，是比较混账的，而带头混账的，是温体仁。

　　温体仁这个人，历史上的评价不高：奸臣，彻头彻尾的奸臣。

　　我之前说过，温体仁是个很有能力的人，精明强干，博闻强记，善于处理政务。

　　所以综合起来，温体仁先生的最终评价应该是，一个很有能力、精明强干、博闻强记、善于处理政务的彻头彻尾的奸臣。

　　温体仁，是个很复杂的坏人，复杂在无论你怎么看，都会发现，这是个真正的好人。

　　在工作中，温体仁是个很勤劳的人。据史料记载，他兢兢业业，每天从早干到晚，很能工作，别人几年干不了的事，他几天就能搞定。

　　在生活中，他是廉政典范。据说他当首辅时，给他送礼的人从门口排到街上，等几天，他一个都不见，所有的礼品都退，退不了的就扔，比海瑞还海瑞。

　　在处理与同事间的关系上，他非常谦虚，从不说别人坏话，而且很能听取他人意见。比如有个叫文震孟的人，是他的晚辈，刚入内阁，他却非常尊敬，遇事都要找来商量，一点架子没有。

　　综上所诉，温体仁同志在过去的几年里，在工作上、生活上严格要求自己，团结同事，评定应为优秀。

　　那么接下来，我们就温体仁同志的评定问题，进行鉴定：

　　在工作中，他反应敏捷，很有能力，但历史告诉我们，要成为一个青史留名的坏人，没有能力，是不行的。

　　在生活上，他严格要求自己，不受贿赂，是因为他的仇人太多，要被人抓住把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