兵大多是在战败后被迫投降，对伪齐政权缺乏认同感；甚至对“为金人傀儡作战”存在抵触心理。

部分投降的宋军私下仍与抗金武装暗通款曲，作战时往往“出工不出力”，甚至临阵倒戈。

伪齐签军大量强征河南、山东等地的青壮年百姓入伍；这些人多为农民，未经系统军事训练，甚至缺乏基本的武器操作能力，仅能充数。

伪齐签军中“十卒九农，甲仗不完，弓弩无力”，形象反映了其兵员的业余性。

伪齐签军招安的土匪、乡兵等地方武装长期缺乏统一管理，军纪极差；作战时往往只顾劫掠，不顾全局，甚至会因分赃不均而内讧，难以形成合力。

伪齐签军训练装备水平低下，训练荒废；“旬月不操戈，终年不演阵”，日常训练流于形式。

即便是核心的“云从子弟”，也多以护卫为名，缺乏实战演练；乡军改编的主力部队更是“农忙则散，农闲则聚”，与乌合之众无异。

由于金朝对伪齐的武器供应严格限制（仅提供少量淘汰装备），伪齐自身又无力打造精良甲仗，军队普遍“甲不蔽体，弓不及远”；士兵多使用生锈的刀枪、劣质的弓弩，甚至有部分人以农具为武器。

伪齐通过横征暴敛维持军费，但掠夺来的资源多被刘豫父子及将领中饱私囊，士兵常被克扣粮饷，“饿殍盈营，冻馁死者十之三四”；后勤的崩溃直接导致军队难以维持基本战斗力。

伪齐签军的指挥核心是刘豫之子刘麟、侄子刘猊，以及李成、孔彦舟等降将，其指挥体系和战术存在严重缺陷：

一是核心指挥者能力平庸。刘麟、刘猊虽为统帅，但缺乏军事才能，仅靠血缘关系上位。

两人作战多凭主观臆断，不懂战术配合，刘麟与刘猊分兵推进攻宋时互不协同，最终被韩世忠、岳飞各个击破。

二是降将各自为战。李成、孔彦舟等降将虽有一定实战经验，但均以“自保”为首要目标，不愿为伪齐卖命；作战时往往“观望不前”“虚报战功”，甚至故意保存实力。

李成在襄阳与岳飞交战因担心损失本部兵马，未战先退，导致伪齐丢失襄阳六郡。

三是受制于金，战略被动。伪齐军队的作战行动需完全服从金朝指令，缺乏自主战略规划，金军常将伪齐军队当作“炮灰”；让其在正面硬拼宋军主力，自身则坐收渔利，这种被动地位进一步削弱了伪齐军队的作战效能。

四是实战表现屡战屡败。不堪一击的伪齐军队的实战记录是其战斗力低下的直接证明，与宋军交锋中几乎全败：

刘豫派李成攻襄阳，被岳飞击溃，丢失襄阳、唐州等六郡；刘麟、刘猊联合金军南侵，被韩世忠在大仪镇伏击，又遭岳飞反击，全军溃散，“尸横遍野，弃械如山”。

屡战屡败的签军在刘麟的率领下再次率军攻宋，在霍丘被杨沂中击败，“士卒奔溃，自相践踏，死者数万”。

伪齐军队在配合金军作战时，往往因战斗力太差拖后腿。金兀术攻川陕时命伪齐军队侧翼助攻，结果伪齐军刚遇宋将吴璘部便溃散，暴露了金军侧翼，迫使金军退兵。

金朝将领曾评价伪齐军队“战则必溃，留之无用”，这也是后来金朝废黜伪齐的重要原因之一。

五是士气低迷忠诚度欠佳根基不稳。伪齐签军作为金朝的傀儡政权，统治残暴（如横征暴敛、强征入伍），始终未能获得民众支持，军队的士气和忠诚度极低；

士兵多为“被迫服役”，对刘豫政权毫无认同，作战时“闻金鼓则惧，见敌旗则走”，甚至主动逃亡；将领多持“投机心态”，随时准备降宋或反水。

原伪齐将领郦琼虽一度为刘豫效力，但最终于率部数万降宋，直接削弱了伪齐军实力。

伪齐签军是一支由降兵、强征百姓、地方武装混杂而成的松散武装，其战斗力低下是兵员素质差、训练装备落后、指挥混乱、士气崩溃等多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

刘麟带着完颜银术可来到大齐皇宫，皇上刘豫设宴招待金主；席间刘麟口出狂言，说他愿意率领伪齐签军20万众和久经考验的云从子弟即日赶往汴梁，马超的军队作战；解除南青城斋宫完颜宗翰大元帅的被困之危。

大齐皇上刘豫完全同意天下兵马大元帅儿子的提议，刘麟率领20万大军急速赶往汴梁，来到白马津；刘麟自以为是地对完颜银术可夸夸其谈：

白马津位于滑州白马县北三十里，南为白马县，北为黎阳县，与北岸的黎阳津相对，军事战略地位十分重要。

白马津扼守黄河天险，是连接中原与河北地区的战略要冲，守南北要道，地理位置和战略意义极其重要，自古以来就是兵家必争之地。

靖康元年（1126年），完颜宗望攻破燕京后，从滑州白马津黄河渡口南下，迅速包围了汴京城。

白马津在北宋时期是重要的交通枢纽，是当时从北方通往东京汴梁的一条官道渡口。

从白马津向北，过黄河就是广袤的河北大平原；向东南则可抵达徐淮地区；顺黄河、转渭水，还可以直达关中长安城下。

作为交通要道，白马津带动了南北物资的流通和商业贸易的发展，来自各地的商人、货物汇聚于此，使得周边地区经济繁荣，人口密集。

秦二世元年，陈胜、吴广起义，遣部将武臣、张耳、陈余等领精兵 3000人，于七月从白马津渡河，北取赵地。

汉高祖三年，汉王刘邦使将军刘贾、卢绾领兵两万，骑兵数百，渡白马津入楚地，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