疲惫，想死心塌地地放松一下。作为一个文人，所谓享受除去文思酣畅时的尽情挥洒外，就是一部作品——特别是一部惨淡经营了数年而又自我感觉相当不错的作品——脱手以后的轻松了，这时真有一种要羽化飞天拥抱世界的感觉。“老夫聊发少年狂”，想必东坡居士那也是在了却了一桩什么负担之后吧？但现代人大抵没有“左牵黄、右擎苍”的排场，那么就下乡吧，回苏州老家去。正是绿肥红瘦的暮春时节，麦哨、菜花、夭桃翠柳，到处蓬勃着生命的活力。优游其间，每一步都踩着一首亮丽的田园诗，红尘俗务有如梦幻一般遥远。

自这一组“大散文”问世以来，虽然各方面好评如潮，但我却一直颇为矜持，我怕破坏了自己的心境，变得浮躁起来。我坚信：一切巨大的力量都是沉默的，一切孕育和积淀都是沉默的。现在到了放松的时候，我突然感到了一种无可名状的倾诉欲，在那个春风沉醉的晚上，我一边在田埂上漫步，一边追寻那些曾使我心旌摇荡的“感觉”。我知道，那是定格在心灵深处的一幅幅古意盎然的风景。

感觉是什么呢？是陈子昂站在古幽州台上的慨然高歌。在这里，诗人抒发的不仅仅是个人的感喟，而是一种超乎时空的大情怀。这样的大情怀，在上下数千年中能够勉强与之媲美的，大概只有孔子站在大河巨川前的一句“逝者如斯夫”，而杜子美“吴楚东南坼，乾坤日夜浮”那样的气韵都显得太逼仄。陈子昂在幽州台上的高歌只有寥寥四句，但这就够了，这是一个深厚博大的心灵与苍茫旷远的历史和自然之间的对话。既然是对话，便可以直抒胸臆，用不着那些轻俏琐碎的雕琢。雕琢往往是与“小”联系在一起的：小玩意儿、小摆设、小悲欢、小家子气，等等，这些大抵属于休闲一族。在当今的文坛上，人们已经读腻了太多的休闲文字，特别是那些标榜为散文的精巧玲珑之作。因此，人们有理由召唤一种情怀更为慷慨豪迈的“大散文”。这种“大”当然不是篇幅的滥长臃肿，而是体现为一种沉甸甸的历史感和沧桑感，一种浩然尔衮、毫不矫情的雍容大气，一种俯仰天地古今的内在冲动和感悟，一种涌动着激情和灵性的智慧和思考。正是在这种召唤下，我从小说和剧本创作的方阵中游离出来，试图在自然、历史和人生的大坐标上寻找新的审美视点，也寻找张扬个体灵魂和反思民族精神的全新领地。

我写得很沉重，因为我从具象化的断壁残垣中，看到的往往是一个历史大时代，特别是这一历史大时代中文化精神的涌动和流变。这不仅需要一种大感情的投入，而且需要足够的学识、才情和哲理品格。当我跋涉在残阳废垒、西风古道之间，与一页页风干的历史对话时，我同时也承载着一个巨大的心灵情节：抚摸着古老民族胴体上的伤痕，我常常战栗不已，对文明的惋叹，对生命的珍爱，对自然山水中理性精神的探求，汇聚成一种冷冽的忧患意识，这大概就是所谓的历史感悟吧。感悟是冥冥夜色中一星遥远的灯火，它若明若暗、时隐时现，让你心驰神往、跃跃欲试，但当你走向它时却要穿越无边的黑暗和坎坷——是的，穿越，创作本身就是一种精神穿越。“我将穿越，但我永远不会抵达。”这是比利时诗人伊达·那慕尔的诗句。没有抵达的穿越体现为一种充满神秘感的过程，这时候你会有如履薄冰的疑惧，亦步亦趋的拘谨，山重水复的迷惘。但一旦进入了感悟的光圈，一切的框范都将风流云散，于是你神游八极，意气横陈，狂放和收敛皆游刃有余，仿佛进入了音乐的华彩乐段。你几乎要跳跃起来，去拥抱那近在咫尺的辉煌，狂吻它每一处动人心魄的细部。但在更多的时候，远方的感悟往往渺不可寻，你只能徘徊在深深的孤独之中。在《洛阳记》里，我曾借助老子西出函谷关的情节宣泄了这种感受：

这位来自东方的老人踯躅于荒原之中，孑然四顾，苍茫无及。这是一幅大漠孤影的自然画面，更是一幅极富于象征意义的生命图像。没有对话者，这是思想者最大的孤独，这种孤独的摧毁力，肯定比政治迫害和生活困窘之类的总和还要大。孤独是一座祭坛，几乎所有的伟人和思想者都是要走上这座祭坛。从某种意义上说，他们生命的造型就是一群力图走出孤独的羁旅者。

我当然不是“思想者”，但不是“思想者”也会有自己的“思想”，而孤独与“思想”总是如影随形的。失却了感悟的召唤，这是创作中最痛苦的时刻，你怀疑自己已江郎才尽，已堕落为蹩脚的三流工匠，甚至想到了因才情委顿而自杀的川端康成和海明威。你渴望有一阵长风豪雨来洗涤枯竭的心灵，于是把废弃的稿纸胡乱地塞进垃圾袋，又恶作剧地把垃圾袋从五楼扔进花圃。然后走出书房，在郊外的山野间啸傲狂奔，或挤进狐朋狗友之间海吹神侃。这时候，你已经远离了文学，认定那是一种生命中不能承受之重。然而就在这中间的某个时刻，你心头突然亮起一道闪电，一切的混沌皆豁然开朗，所谓的感悟正向你澎湃而来，你潇洒地一抖身躯又回来了，并且深深地理解了孤独的优美和价值。

“大散文”呼唤一种沉雄壮阔的大手笔和大气派，但这并不排斥审美灵性的张扬。任何一种形式的文学或艺术作品，其中都应该有诗性的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