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心灵的解放和个性的恣肆张扬，因为诗说到底是一种生命的符号，诗情的勃动，有如早春初绽的花瓣，每一点微小的翕动都极其敏感而娇憨，“南园满地堆轻絮，愁闻一霎清明雨。”那肯定不消生受。因此，诗往往最直接地体现了一个时代的气象。李白仗剑浩歌，绣口一吐就是半个盛唐；而即使像苏东坡那样的浪漫派大师，从他雄奇豪迈的行吟中也不难发现宋王朝衰微的阴霾。可以断言，一个让文化人谨小慎微，整天战战兢兢地仰视政治家眼色的时代，是断然出不了大诗人的，它只能出小说家、戏剧家和学者。而诗人解缙恰恰生活在这样一个时代。

另一个叫袁凯的诗人采取的方法和解缙不大相同。这个少年得志、以一首《白燕》诗走上诗坛、从而被人们称为“袁白燕”的怪才，为了逃避朱元璋的迫害，只得假装疯癫，自己用铁链锁了脖子，整天蓬头垢面，满嘴疯话。但朱元璋还是不相信，派使者去召他做官，却见袁凯趴在篱笆下大嚼狗屎。使者据以回报，才不曾追究。其实这一回朱元璋受骗了，原来袁凯料定皇帝要派人来侦察，预先用炒面拌糖稀，捏成段段撒在篱笆下，好歹救了一命。但作为诗人的袁凯却永远地消失了，消失在封建专制的罗网下。一个脖子上套着锁链，满口疯话的诗人，纵有旷世才华，也绝对写不出诗来了。与之相比，当年的陶渊明倒是幸运得多，他不愿为五斗米折腰，家门前的竹篱下还有一方属于自己的天地。你看，“欢言酌春酒，摘我园中蔬。”生存空间有了；“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文化空间也有了，他的田园诗也因之写得相当精致，还有什么不惬意的呢？而到了袁凯这个时候，竹篱下早已失却了清新闲适的意趣，零落芜秽，一派阴森肃杀之气。那根血迹斑斑的铁锁链，不光是套在袁某人的脖子上，而是套在一个时代，套在整整一代中国文人的脖子上。

一个诗人，就这样疯疯癫癫地走在大明的京城里，脚下是六朝碑板（朱元璋曾下令用六朝碑板铺街，以致“城内自夫子庙以外绝无宋元之碑刻”），这是一种多么惊心动魄的奢侈！真草隶篆，琳琅满地，走在上面，每一步都踩着一截历史、一阕绮丽风华。远处的宫城在烟雨凄迷中只剩下一抹淡淡的影子，景阳钟响起来了，是不是又要杀人呢？

三

冤死在宫城下的还有一些女人。在一个男性的世界里，她们大都因为是罪臣的家属而株连被祸的。但有时也不尽然，例如有个叫硕妃的女人——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