议政的庄严，没有御敌的慷慨，甚至连几句欺世盗名的高调和清谈也没有。每到夜晚，宫墙内笙歌低徊，舞影凄迷，与宫墙外捉蛤蟆的灯火遥遥相望，常常有被奸死的女孩子被扔出宫门。新鬼烦冤旧鬼哭，任何人都会感到这种末世的不祥气象。弘光自己倒是坦然得很，他的思维方式相当实际：反正这皇帝是捡来的，不玩白不玩。再说清兵已经饮马淮河，说打过来就打过来了，到那时想玩也玩不成了。就这种德性，送他一句“荒淫误国”也太抬举了，因为国家本来就不是他的，他是在挥霍别人的家业，所以唯恐来不及。这是南京历史上任何一个末代皇帝也不曾有过的腐朽。陈后主的昏聩，还能写出相当不错的《玉树后庭花》，让后人传唱；李煜即使在肉袒出降前，还留下了一首未完成的《临江仙》词，那种对艺术的痴迷，亦令后人感慨不已。弘光什么也没有，他已经完全蜕化成了两脚兽，只有近乎变态的肉欲。这样一个皇帝，这样一个南明小朝廷，当年那么要强的朱元璋也只能躲在钟山一隅暗暗饮泣吧。

南京宫城坍塌了，坍塌在“窝里斗”的闹剧和笙歌舞影之中。事实上，从袍笏登场的那一天开始，南明的权力中心就不在这里的朝廊和大殿里，而在远离宫城的鸡鹅巷和裤子裆。这是两条偏僻的深巷，名字都不怎么雅，但在当时是很显赫的，因为这里住着两个权倾一时的大人物：马士英和阮大铖。马阮联手，把弘光朝的政坛搅得乌烟瘴气。其实这两位倒也是文人的根底，马瑶草的书法和诗文都说得过去；阮大铖甚至可以列入戏剧家的行列，他的《燕子笺》《春灯谜》等剧作在当时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平，对后世的影响也不可低估。“谈兵夜雨青油幕，买笑春风锦瑟房。”这虽说有点王婆卖瓜的味道，但不可否认，他确实是很有才气的。如果把他算作一个文人，那么便是坏文人的典型。在某种程度上，坏文人比其他的什么坏人都更可怕，因为他们有才，更懂得怎样钻营，怎样整人。这个阮大铖，早年和魏忠贤贴得很紧，却“内甚亲而外若远之”，这可不是一般人所能做到的。至于“每投刺，辄厚赂阍人毁焉”，这就更厉害了，既上书讨好权贵，又不留下把柄，马上买通门人把效忠信给毁掉，所以后来魏忠贤事败抄家时，就抓不住他投靠的证据。在那个民族危亡的多事之秋，城南聚宝门外的那条深巷里却每每流泻出抑扬宛转的歌吹和苏白，矮胖而多须的阮大铖一边拍着檀板，导演家伎上演自编的剧本，一边盘算着怎样整人，怎样敛财，以至于日后怎样改换门庭投靠“建虏”。这是当时宫城外的一幅相当富于时代感的画面。

真正站在南明政治舞台中心的是一群有骨气的文人，他们每个人的身边大抵还站着一位深明大义的青楼女子。在这里，他们的聚会超越了痴男怨女的小悲欢，呈示出慷慨嘹亮的主调。一辆辆马拉的青油包车或轿子在秦淮河畔的青楼前停下，晚明政治史上的一系列大情节也由此悲壮地展开。包车和轿子里走下侯朝宗、陈子龙、冒辟疆、方以智等复社名流，他们大抵披着那个时代的贵公子所流行的白袷春衫，极是倜傥潇洒。门楣下则迎出李香君、董小宛、柳如是等秦淮名妓，于是脂香粉腻，说剑谈兵，才子佳人的艳歌中流动着民族复兴的宏大主题。这中间，最为哀艳动人的莫过于《桃花扇》的故事。孔尚任真是大手笔，把一个天崩地解的时代浓缩于笙歌红裙之中。上上下下都在忙着卖国求荣，卖友求荣，卖身求荣，只有那椒兰红粉、烟花世界之中还保存着一腔未被污染的气节，这是多么深沉的悲哀。一般来说，在中国的古代社会中，女人面对的永远是男人，选择新主子还是旧主子，主要是士大夫的事情，即使国难当头，女人所感受的痛苦，一般还是以家难的形式表现出来的。李香君的不同“一般”，就在于她的爱憎具有更为广阔的时代和社会的内涵。“桃花扇底送南朝”，当一个青楼女子倒地撞头，血溅扇面时，这就不仅仅是对权贵的抗争，同时也撞响了南明小朝廷灭亡的丧钟。

弘光的预计大致不差，清兵说打过来就打过来了。不过人家没用得上怎么“打”，是堂而皇之地开进南都的。城门两侧跪满了迎降的南明显贵，当年朱元璋耗费了那么多的人力物力所筑的城墙，到这时纯粹成了一圈纸糊的摆设。而紧挨着朝阳门的大内宫城，这时也根本用不着担心防卫问题了，这一点似乎早在朱元璋的预料之中。当然，这位刚愎专横的老皇帝也有始料未及的：当年自己最不放心，因而也杀得最多的文人，在明王朝人去场空时，却成了送葬队伍中最为哀戚的一群。

六

清兵过了长江，很快就把明宫城丢在身后，又马不停蹄地向南征讨去了。据说迎降的南明官员为了拍马屁，曾请豫亲王多铎下榻于明宫城，被多铎以“僭越礼法”而拒绝。这里是皇权的象征，岂是可以随便住得的？他怕引起摄政王多尔衮的疑忌。因为清廷已经有了一座北京的宫城，不再需要宫城了。

那么，就把它冷落在一边，让它慢慢地圮毁湮灭吧。

过了差不多两百年，到了清咸丰二年的三月，随着凤仪门下的一声轰然巨响，又一个束着黄头巾的草头王进入了南京城，这位从广东来的私塾先生叫洪秀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