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猜想不外是经邦济国的总路线吧。直到靖康之变（金兵攻陷开封），宫门大开，人们才有幸目睹了那座神秘的誓碑，原来所谓的“总路线”竟是：“不得杀士大夫及上书言事人。子孙有渝此誓者，天必殛之。”以誓碑这样绝对神圣而庄严的形式大书“优容文士”，且作为一个王朝的立国方针，这在中国历史上绝无仅有。从史实看，宋代三百多年的帝王大体上也是遵守的。今天，当我们在谈论宋代高度繁荣的文学艺术时，亦不得不向当初密室里的那座誓碑投以欣赏的一瞥。

有意思的是，既然誓碑上书写的是如此大得人心的好政策，为什么却要藏之密室、秘不示人呢？可见这中间还有一层更深的心机：政策尽管好，也只能让赵家的子孙自己掌握，不宜张扬。若张扬出去了，文化人都有恃无恐，一个个头翘尾翘的，轻狂得不知斤两，岂不是太“自由化”了？这样甚好，政策捏在我手里，我对你客气，是深仁厚泽，皇恩浩荡，你得对我五体投地、感激涕零才是。这样的用心，足够中国的文化人玩味好几个世纪的。

但尽管如此，宋代的文人还是相当“自由化”的。诗、酒、美人，构成了他们生活的主体色调，一切与文化有关的职业都倍受青睐。这在今天看来简直不可想象，在当时却演绎得相当自然。门阀世家的特权消失了，“白衣卿相”遍及宫廷。入仕自然要通过考试，科举这一文官考试制度产生于唐代，但到了宋代才具有了真正的开放性，唐王朝那种浪漫的充满戏剧性的场外交易渐渐绝迹。于是，大批寒门士子堂而皇之地进入了官场。当进士及第的高级知识分子结队朝见皇帝、通过街衢时，首都开封就像着了魔一般万人空巷。当时便有人感慨说：“纵使一位大将于万里之外，立功灭国、凯旋归来，所受的欢迎也不及此。”事实上，一个靠宫廷政变而上台的帝王，对武将理所当然地怀有一种本能的猜忌，特别是对功高威重的武将，那猜忌的目光会更加阴冷。因此，重文轻武便成为有宋一代三百余年的基本国策。

考中了固然风光，考不中也照样可以活得很潇洒。词人柳永是个风流浪子，整天出没于青楼妓馆，属于那种无行文人。但他的词写得好，知名度亦相当高。他也曾到汴京应试，有人在仁宗面前举荐他，仁宗自然早闻其名，知道他作风不怎么的，似不宜做官，还是做个专业作家的好，便批了四个字说：“且去填词。”从此以后，柳永便自称“奉旨填词”，作风亦越发风流放荡。后人在评论这段轶事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