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间，这道风景突然幻化出恣肆暴戾的冷色，自此以后，《泗州志》便浸淫在一片水患连绵的阴影之中。

终于到了清康熙十九年。

毁灭是在瞬间完成的。在汹涌的洪峰面前，一座方圆数里的古城有如砂器一般脆弱。可以想见，这天倾地陷的瞬间将会引发出多少可歌可泣的情节，死别和生离，崇高和卑劣，人情和兽性，在这一瞬间都凸现无遗。但这些不是我关注的内容。走在古泗州的遗址上，我的心头涌动着一股巨大的惊悸。事实上，泗州并不是一下子就消失了的，在其后的岁月里，人们与洪水曾进行了长达数十年的反复争夺，这中间有力和美的呈示，有生命智慧和意志力的张扬，还有一个独特的精神世界：在不可抗拒的灾难面前，一种交织着不屈不挠和无可奈何的心理积淀，随着一层又一层的泥沙把泗州埋入地层深处，一代又一代的淮上儿女也埋下了他们面对苍天的诘问和沉重悠长的叹息。

且看《泗州志》上的这一段记载：

康熙十九年庚申六月，淮大溢，外水灌注如建瓴，城内水深数丈，樯帆往来可手援堞口。嘻，甚矣哉，官若浮鸥， 民皆抱木而逃，自是城中为具区矣……

寥寥数语中，竟用了这么一连串沉重的感叹词，修志者的悲哀和无奈可以想见。关于这个“具区”，《辞海》上的解释是：“古泽薮名”，一说为扬州薮，一说为太湖。反正泗州毁灭了，毁灭在一片汪洋大波之中。但与此同时，泗州人也山一样地站立起来了，在与灾难和命运义无反顾的抗争中，一种生生不息、坚韧执著的地域性格完成了悲壮的奠基。

这是一段关于生存的传奇，更是一段关于生命意志和文化性格的阐释。聚集在残破的淮河大堤上，远眺着浩浩汪洋中的家园，泗州人本来可以选择外出流亡的道路，日暮乡关何处是，唯有浊流滔滔，烟雨茫茫。但他们没有离去，传统的乡土意识拴系着他们。这里有他们的祖宗陵寝，有他们世世代代的奋斗和追求，也有他们剪不断理还乱的是非恩怨。农业文明形成的民族性格中，更多的是脚踏实地的坚守和耕耘，而不是漂泊天涯的狂放和浪漫。他们不惯于驾着“诺亚方舟”驶向遥远的新岸；也不惯于率引着畜群唱着牧歌去寻找生命的芳草地。他们留恋脚下的一方乡土，哪怕是一派汪洋、一片荒漠、一座废墟。就在泗州东南不远，有一座圣人山，山下有一条禹王河。圣人即禹王，禹王即圣人，都是有关大禹治水的传说。这样的传说不是没有根据的，《孟子·滕文公》中所说的大禹“排淮泗而注之江”，大抵就在这里。面对着洪水的进袭，中华民族的传统对策是“阻”，是“导”，而不是扬起风帆一走了之。大禹当年是走得很远的，以至于“手足胼胝”，且三过家门而不入，最后死在离家老远的会稽。从泗州溯淮河上行，有一处叫怀远的地方，还留下了大禹与涂山女美丽而忧伤的爱情故事，说的是大禹外出治水，涂山女经常在涂山之阳等侯夫君归来（我怀疑“怀远”的地名即由此而来），等候的结果当然总是失望。于是，心怀焦虑的女人唱道：

候人兮猗！ 《吕氏春秋》的作者认为，这首“咏叹调”即《南音》的起源，也是中国上古诗歌的滥觞之作。在这里，涂山女一句直抒胸臆的吟唱，不仅唱出了一个最原始而永恒的文学主题，也唱出了中国妇女性格底层的一个重要情结：等待。丈夫外出了，她们能做到的只有等待，在织机上，在耒耜旁，在月下的捣衣声中，在村头、路口和潮涨潮落的海滨，中国的女人就这样世世代代地等待着。多少民间故事中，她们甚至化成了永远的情感雕像——望夫石。

现在，聚在淮河大堤上的泗州人当然也不愿远走他乡，那么就别走吧，留下来，像大禹那样“手足胼胝”地苦斗，像涂山女那样年复一年地等待吧。

为了脚下的一方乡土，他们必须苦斗和等待；但为了苦斗和等待，他们又不得不伸出枯骨嶙峋的求生之手，去撕扯乡土上鲜血淋漓的创伤。

首先出发的是州府的官船，为了在淮堤上搭建临时办公用房，这几艘原先让州官老爷们赖以逃生的官船，又驶向了浩浩汪洋中的州城。州城，隐现在秋水和长天的孤寂之中，只剩下了一圈灰褐色的轮廓，那是露出水面的城堞，其间点缀着几处塔尖、屋脊和校场上的旗杆，有如航标一般。官船由城墙的缺口鼓帆而入，倒是比原先的轿子在石板街上拐弯抹角顺畅了许多。转眼间已到了州衙的大堂前。那么就动手吧。把这些露出水面的建筑先行拆毁，运到大堤上去。在工匠们沉重的呐喊和叮叮咚咚的斧斤声中，一座座带着鸱吻的建筑在大水中被肢解，只留下了水下的墙基和柱础，昭示着劫难和历史。这时候，州府衙门的种种威严和整肃都失去了意义，只有赤裸裸的生存驱动在起作用。浪花中翻动着殿堂解体的竹头木屑，昨日的权威和秩序也在浑黄的浊流中一任飘零。

接下来轮到寻常巷陌的拆迁了。对于这些小民百姓来说，他们的感情负载自然要比州官们沉重得多，虽然拆毁的只是数楹老屋、一方庭院，但其间的一木一石往往凝聚着祖辈几代人的艰辛和希冀，甚至还有一个小民百姓毕生的成就感。因此，要求他们义无反顾是不切实际的。可以想见，当他们驾着小舟驶向自家的老屋时，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