益来说，都是至关重要的。罗斯福用自己的政治智慧摆平了美国式的民主，他当之无愧地走进了巨人的行列。而美国式的民主也差点扼杀了这位轮椅上的巨人。

同样是二战英雄，丘吉尔遭遇民主“扼杀”的情节要更复杂一些。

丘吉尔是在英国最困难的时候接过权杖的，那时他的个人威望堪称登峰造极。我至今忘不了电视片《二战警世录》中的那一幕情景：疮痍满目的伦敦平民住宅区，废墟上弥散着德军炸弹的硝烟，但每一堆瓦砾上都插着一面小小的英国国旗。丘吉尔来了，面对着从四面八方聚集过来的欢呼的人群，他流泪了。这时，人群中的一位老太婆说：“你们看，首相在哭呢，他真的关心我们。”丘吉尔说：“我这不是悲哀的眼泪，而是赞叹和钦佩的眼泪。”当汽车开动时，一位女工追上来，把一盒雪茄烟扔进车里，她告诉丘吉尔：“我这个星期因生产成绩最好，得了奖金，特地买了这件小小的礼物送给你。”丘吉尔下车亲吻了这位女工，当然，他又一次流泪了。

这样的场面，丘吉尔是应该流泪的；这样的眼泪，平生流一次也就该知足了。

这是1940 年的秋天。但谁能想到，五年以后，在安排战后世界秩序的波茨坦“三巨头”会议期间，这位挽救了英国，也挽救了欧洲的丘吉尔却被英国的民主赶出了首相官邸。

丘吉尔是从波茨坦临时赶回国内等候大选揭晓的，当时，谁也不会怀疑他将以二战英雄的身份在大选中获胜。临行前，丘吉尔发表声明说：他相信自己会回来的，一副踌躇满志、顾盼自雄的姿态。丘吉尔的私人医生甚至把行李留在柏林，他也相信过一两天他就将和首相一起回来。

但几天以后，以首相身份出席波茨坦会议的，却是另一位叫艾德礼的英国人。

丘吉尔永远不能理解，也不能原谅英国人在胜利后对他的冷遇，他的这句看似令人费解的话也因此成为经典：

只有伟大的民族才是忘恩负义的。

丘吉尔的这句话无疑带着相当成分的牢骚，但仔细体味，他却不经意地道出了民主体制中某种精心而独制的构思，它以“忘恩负义”这一特有的方式“保护”了英雄，让他们功成身退，从而永远屹立在威望的制高点上。试想一下，历史上有多少英雄，如果也能遭遇这种“忘恩负义”，最后又何至于变得那样令人生厌？世无英雄，万民翘首；世有英雄，民无宁日，这是多么痛切的历史经验！为着救亡，我们期盼英雄，牺牲个性，维护权威，统一意志，暂缓民主，同心同德。但救亡总似乎没完没了，到后来，我们已搞不清究竟是因为我们这样，才总在危难之中，还是因为总在危难之中，我们才必须这样。在有的时候，我们是多么需要“忘恩负义”！对伟人的那份雨露天恩，我们又何必总那么耿耿于怀呢？如果那恩情在于他曾经拯救过我们，那么，我们早就已经用等量的拥戴和欢呼作了报答；如果那恩情在于他想继续照亮我们，那么，我们要说，我们需要的是温暖，而不是指引航程；如果那恩情最终损害了我们的幸福，那么，应该贬值的当然是恩情而不是幸福。为了报恩，我们已经牺牲了太多：太多的热情，太多的理性，太多的欢乐和温饱。一个总想着报恩的民族，终究是没有出息的，因为，只有老人和孩童才会斤斤计较于施恩和报恩之类的蝇头小事。

让我们平静地接受丘吉尔的这句话，并把它奉为经典：“只有伟大的民族才是忘恩负义的。”

九

于是，我们将不得不面对这样的尴尬：既然英雄是专制政治的产物，那么，随着社会民主化的进程，英雄会不会像史前时代的恐龙那样趋于消亡？如果在若干个世纪以后，社会生活中从此失却了他们那轰轰烈烈的呼吸和长剑倚天般的身影，对于人类的精神史，那将是一种怎样的缺憾！

我们还将不得不面对这样的悖论：一方面，在社会走向民主化的同时，我们将告别英雄；一方面，我们又在庸常平淡中呼唤英雄，呼唤那长风豪雨般的生命伟力和史诗情怀。

也许我们可以这样说，艰危时势，我们呼唤英雄；承平岁月，我们让英雄走开。或者说，我们期盼的并不是现实生活中驱使我们的，长着茂密的胸毛或闪耀着睿智眼神的强者，我们只是呼唤他们身上那种素质性的，可以支撑我们灵魂的东西。

当然，我们还可以退求其次，既然这是一个不再产生英雄的时代，我们不妨在平淡中寻求感动，寻求生命的瞬间美丽。因为每个人都是自己的这一幕中的辉煌。

当代哲学家马斯洛在阐述“高峰体验”这一著名哲学概念时，最喜欢举这样一个例子：

一位年轻的母亲在厨房里忙碌着，为丈夫和孩子准备早餐。这时，一束明媚的阳光洒进屋里，阳光下，孩子们穿戴得整整齐齐，边吃饭边叽叽喳喳地像一群小鸟般嚷个不停，她丈夫正和孩子们随意说笑着。这位年轻的母亲望着他们，顿时陶醉于这幅天伦亲情的美妙图画中。爱的波澜，甜蜜的情愫喷涌而来，在刹那间将这位母亲推向了幸福的顶峰。

这样的陶醉，这样的生活场景，当然是我们每个人都衷心向往的。寻常生态中，同样蕴含着生命原始的意义和心旌摇曳的感动，但愿那明媚的阳光天长地久地洒遍人类世界的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