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结的柚子，那果实带着一身碧绿，藏在和它同色的叶子里。多么可佩的态度，当它还没有成熟的时候，它便谦逊地隐藏着，一直到它个体大了，果汁充盈了，才肯着上金色的衣服，把自己呈献出来。

这时，我忽然听到母亲的声音，她说：

“你去看看，是谁回来了。”

于是门开了，小妹妹跳了进来。

“啊，小姐姐，小姐姐！”她的小手便开始来拉我了，“起来吃早饭，我的凳子给你坐。”

“坐我的凳子，小姐姐！”不知什么时候，弟弟也来了，我原想多躺一会儿的，实在拗不过他们，只好坐了起来。

“谁要我坐他的凳子，就得给我一毛钱。”我说。

“我有一毛，你坐我的。”弟弟很兴奋地叫起来。

“等一下我有五毛了，你先坐我的，一会就给你。”

我奇怪这两个常在学校里因为成绩优异而得奖的孩子，今天竟连这个问题也搞不清楚了。天下哪有坐别人座位还要收费的道理？也许因为这是家吧，在家里，许多事和世界上的真理是不大相同的。

刚吃完饭，一部脚踏车倏然停在门前，立刻，地板上便响起一阵赛跑的脚步声。

“这是干什么的？”没有一个人理我，大家都向那个人跑去了。

于是我看到一马当先的小妹妹从那人手里夺过一份报纸，很得意地回来了，其余的人没有抢到，只好作退一步的要求：

“你看完给我吧！”

“再下来就是我。”

“然后是我。”

乱嚷了一阵，他们都回来了，小妹妹很神秘地走进来，一把将报纸塞在我手里。

“给你看，小姐姐。”

我很感动地望着她，原来她拼命似的去抢报，就是为我啊！以后每天，我便常常享受躺在床上看报的福气。一天早上，她又来了。在我耳旁说着“报纸”。我说：“你拿来吧！”她果真去拿了一包东西放在我枕旁，我坐起来，发现什么报纸也没有。

“你说的报纸呢？”

“我没有说报纸啊！”

“你说了的！”

“我不知道，没有报纸啊！”她傻傻地望着我。

“你刚才到底说什么？”

“那包‘挤’。”她用一根肥肥的指头指着我枕旁的纸包，我打开来一看，是个热腾腾的包子。原来她把“子”说成“挤”了，要是在学校里，老师准会骂她的，但这里是家，她便没有受磨难的必要了，家里每一个人都原谅她，认为等她长大了，牙齿长好了，自然会说清楚的。

我们家里常有许多小客人，这或许是因为我们客厅中没有什么高级装潢的缘故，我们既没有什么古瓶、宫灯或是地毯之类的饰物，当然也就不在乎孩子们近乎野蛮的游戏了，假如别人家里是“高朋满座”的话，我们家里应该是“小朋满座”了。这些小孩每次看到我，总显得有几分畏惧，每当这种时候，我常想，我几乎等于一个客人了，但好心的弟弟每次总能替我解围。

“不要怕，她是我姐姐。”

“她是干什么的？”

“她上学，在台北，是上大学呢！”

“这样大还得上学吗？”

“你这人，”弟弟瞪了他两眼，“大学就是给大孩子上的，你知不知道，大学，你要晓得，那是大学，台北的大学。”

弟弟妹妹多，玩起游戏来是比较容易的。一天，我从客厅里走过，他们正在玩着“扮假家”的游戏，他们各人有一个家，家中各有几个洋娃娃充作孩子，弟弟扮一个医生，面前放着许多瓶瓶罐罐，聊以点缀他寂寞的门庭。我走过的时候他竭力叫住我，请我去看病。

“我没病！”说完我赶快跑了。

于是他又托腮长坐，当他一眼看到老三经过的时候，便跳上前去，一把捉住她。

“来，来，快来看病，今天半价。”

老三当然拼命挣扎，但不知从哪里钻出许多小鬼头，合力拉她，最后这健康的病人，终于坐在那个假医生的诊所里了，看她那一脸愁容，倒像是真的病了呢。做医生的用两条串好的橡皮筋，绑着一个酱油瓶盖，算是听诊器，然后又装模作样地摸了脉，便断定该打盐水针。所谓盐水针，上端是一个高高悬着的水瓶，插了一根空心的塑胶线，下面垂着一枚亮晶晶的大钉子，居然也能把水引出来。他的钉尖刚触到病人的胳臂，她就大声呼号起来，我以为是戳痛了，连忙跑去抢救，却听到她断断续续地说：

“不行，不行，呀，痒死我了。”

打完了针，医生又给她配了一服药，那药原来是一把拌了糖的番石榴片。世界上有这样可爱的药吗？我独自在外的时候，每次病了，总要吃些像毒物一样可怕的药。哦，若是在那时能有这样可爱的医生伴着我，我想，不用打针或吃番石榴片，我的病也会痊愈的。

回家以后，生活极其悠闲，除了读书睡觉外，便是在庭中散步。庭院中有好几棵树，其中最可爱的是芒果树，这是一种不以色取胜的水果，我喜欢它那种极香的气味。

住在宿舍的时候，每次在长廊上读书，往往看到后山上鲜红的莲雾。有一次，曹说：“为什么那棵树不生得近一点呢？”事实上，生得近也不行啊，那是属于别人的东西：如果想吃，除了付钱就没有别的法子了。这个世界有太多的法律条文，把所有权划分得清楚极了，谁也不能碰谁的东西，只有在家里，在自己的家里，我才可以任意摘取，不会有人责备我的，我是个主人啊！

回家以后唯一遗憾的，是失去了许多谈得来的朋友，以前我们常在晚餐后促膝谈心的。那时我们的寝室里经常充满了笑声，我常喜欢称他们为我“亲爱的室民”，而如今，我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