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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文学的作家大多都有留学背景,时常翻译国外的著作,他们很自然的借鉴了西方小说的叙事方法。
于是,就有人呼吁文学的“地方色彩”,提倡文学应有“从土里滋长出来的个性”,号召作家“须得跳到地面上来,把土气息、泥滋味透过了他的脉搏,表现在文字上”。
这其实就是要民族化。
鲁讯的乡土小说很有时代特色,他通过对故乡环境和人物的描写,以批判的眼光审视故乡风习,对愚昧、落后进行尖锐的讽刺与批判。
他怀着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复杂情绪描绘生活与苦难中而又麻木、愚昧的故乡人,同情与批判,讽刺与哀怜相互交织,形成乡土小说喜剧与悲剧相交融的美学风格。
以后的新文学作家大多在模仿鲁讯的写法,对于故乡以批判为主,兼带着一丝乡愁。
但《边城》不一样,这部小说中没有批判,只有讴歌和赞美。
翠翠是个天真善良、温柔清纯的小女孩,她来到人间,便是爱的天使与爱的精灵。
她和爷爷相依为命,对于爱情忠贞不渝,最后,她像爷爷那样守住摆渡的岗位,苦恋并等待着傩送的归来。
爷爷保有着中国传统的美德,他对孙女翠翠有着无限的亲情。
天保个性豪爽、慷慨。傩送孤独地追求着爱情,最后孤独地出走,不知飘泊到什么地方。
这些人物都有着中国传统的美德,和鲁讯笔下那些愚昧的乡民截然不同。
鲁讯是以启蒙者的角度来看待故乡的民众,自然觉得他们和新时代格格不入,于是有了《阿Q正传》和《故乡》等小说。
他看到的是麻木和愚昧。
《边城》则是用中国传统文化的视角,深入到那群乡下人之中,了解他们的喜怒哀乐。
就以《故乡》为例,小说写了一个叫做闰土的人。
作者对小时候那个在西瓜地月光下捉猹的活泼少年,和后来叫老爷、为生活所迫憔悴、充满奴性的闰土进行了比较,得出了封建社会下民众的愚昧。
这是鲁讯看问题的角度。
如果按照《边城》的写法,就会写闰土的日常生活,他对待家人很好,乐于助人,碰到回乡来的幼时玩伴还过来送礼,不过这个幼时玩伴已经成了了不起的大人物,所以他就显得拘谨。
充分展现了一个乡下人老实巴交,淳朴善良的一面。
很神奇吧,同样一个人物,从不同的视角,不同的作家写出来就是截然不同的性格。
这就是文学。
郑震铎意识到林子轩的《边城》和现在以批判农民为主的小说不同,这是另一种看待农民的方式。
他们这些新文化的领航者,以为自己代表着先进的一面,扮演者拯救者的角色,时常大声疾呼,要把愚昧的农民唤醒。
但却忽略了民众善良淳朴的一面,这虽然和这个时代的潮流不符,却是值得赞颂的。
而且,《边城》的文字极为优美,让郑震铎非常诧异。
林子轩出道以来,被人诟病最多的是没有文采,写的小说大多都是平铺直叙,太过直白,很多文人用这一点攻击林子轩的学识修养太差。
如果他们看过《边城》,就知道这种攻击是多么的无知。
郑震铎不由得轻笑起来,想想也是,一个能把诗歌写的那么优美的诗人,如何会不懂的文采,或许,只是不愿意卖弄罢了。
他甚至猜想,林子轩之所以把小说写的那么直白,是为了让更多的人能够看懂。
这一点,无疑值得他们这些作家学习。
你写的小说,想要让民众觉醒,可民众根本就看不懂,这不是白费功夫么?
第一百一十九章文名之争
郑震铎把《边城》拿到《小说月报》的编辑部进行讨论。
一般来说,刊物的主编有着极大的权利,决定着整个刊物的风格。
就像周瘦绢对于《自由谈》,严独贺对于《快活林》一样。
沈燕冰主编的《小说月报》风格鲜明,就是一座现实主义文学的阵地,给予鸳鸯蝴蝶派等旧派文学不遗余力的批判,直到把它们从文坛上清扫干净。
可以说,在这个时期,文学研究会和创造社的目标是一致的。
鸳鸯蝴蝶派的反击,商务印书馆内部派人插手,导致八月份的《小说月报》迟迟不能定稿,无法排版付印。
编辑部选定的稿件被商务印书馆的人员否决,商务印书馆选定的稿件编辑部又不想刊载,双方往往为了一篇稿子争执不休。
他们争的是一种立场,是《小说月报》以后的风格,到底是保守还是革新?
郑震铎在其中起到了协调的作用,他不像沈燕冰那么的激进,明白想要让《小说月报》继续掌握在文学研究会的手里,就要进行一定的妥协。
特别是在这个僵持不下的时候,这不是退让,而是要讲究斗争的策略。
《小说月报》每月10日发行,留给编辑部的时间不多了。
《边城》的出现引起了编辑部和商务印书馆派员的注意,特别是看到小说作者的时候,他们都诧异了,这是那个林子轩么?
林子轩极少向其他刊物投稿,他有自己的报纸和书局,唯一的例外就是《快活林》。
这个很好理解,严独贺对他有知遇之恩,他在《快活林》上刊载小说很正常。
以林子轩的名气,不是没有人向他约稿,只是很少能得到稿件,最多就是一两篇文学评论性的文章或者是随笔小品文。
至于小说,没有人成功过。
所以,郑震铎能拿到林子轩最新的小说,这是实力和人脉关系的体现。
众人轮流大致的翻阅了一下这篇小说,商务印书馆的人员没有意见,这篇小说没有任何激进的思想,也和鸳鸯蝴蝶派挂不上钩。
应该是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