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idensia）的第一种在荷兰出版。在说起自己的动机时，恒慕义在“译者前言”中写道：“1926年6月，顾颉刚先生的《古史辨》出版时，我正在北京，因想将其《自序》译成英文。读了第一册使我觉得它是现代中国学者的工作及态度最好的介绍。中国文化革新的各大问题，西洋科学方法的运用，以及本国固有成绩的继续，无不叙述尽致。同年10月间，胡适博士做了一篇长评，说它‘是中国史学界的一部革命的书’，……说至少这篇自序应译成英文。因为这篇不仅是一位中国史家的自述，也是对过去30年来风行中国的思潮最好的评述。到现在还没有人做这个工作，所以我得到顾先生的同意着手译出。本想和1920—1925年间文学革命诸领袖的文章、书札合成一书，但自序颇长，又是完整的作品，遂单印了。”

顾颉刚的自序不仅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而且从文体上来看也别具一格，特别是和西方的同类作品进行比较更是如此。恒慕义在“译者前言”中指出：“自序这一类的文章，英文没有相当的名词。自序就是作者自述其家世、教育及其知识之发展，使读者容易明白他思想的来源及其工作的缘由。诚然，我们的博士论文也附有关于作者个人生活的叙述，但是太正经简略了，一点儿没有生气。我们还有无数的日记、自传，但是都不像中国人的自序，目的在于说明作品产生的原因。”胡适在评论《古史辨》第一册时也指出了顾颉刚自序的文学价值：“这篇六万多字的自序，是作者的自传，是中国文学史上从来不曾有过的自传。”（《现代评论》1926年9月4日刊）以前人写的自序，无论是司马迁的《史记·太史公自序》、王充的《论衡·自纪篇》，还是刘知几的《史通·自叙》都比较短，不像顾颉刚的自序这样洋洋洒洒，内容丰富。著名汉学家施赖奥克（J.K.Shryock）在读了恒译后写下了这样的评论：“《自序》的第一部分描述了作者的教育背景，如果一个美国人想要了解中国人的思想，这一部分是必须仔细阅读的。接下来的部分描述了一个受过良好教育的中国人在文化和价值观念急剧转型时期的思想斗争，引起斗争的原因有时也许很简单，但反映出来的问题却是真实而生动的。顾先生在文章中还提供了有关中国民俗和宗教的大量信息。他向我们展示了一个传统的中国高级知识分子在突然面对西学时的彷徨和转向。读了这篇长文后，我感觉我对顾先生的了解要超过我对不少美国朋友的了解。”（Journal of the American Oriental Society 1932年第1期）

恒慕义的翻译工作是1927年返回美国后完成的，但想法则是在北京期间就早已形成了。在北京的三年中恒慕义和顾颉刚有比较密切的交往。从《顾颉刚日记》中我们能找到不少证据。除了日常的拜访、吃饭、闲谈之外，还有1926年7月12日的代读论文：“到华文学校，备演讲质询。……余前作《秦汉统一的由来及战国人对于世界的想像》一文，承恒慕义先生完全译出，代予诵之。予往，备听者质询耳。”华文学校是当时为来华的英美人士提供汉语培训的专门学校，恒慕义是该校的历史教员，负责用英文教授中国历史，同时自己进修中文。

不难想象，恒、顾两人交往中的一个重要话题就是《古史辨》，关于自序的翻译，《顾颉刚日记》中有多处记载，值得全部转录：

1926年7月13日：恒慕义先生欲以英文为余译《古史辨》序，日来又为余译《秦汉统一》一文，西洋人方面亦渐知予矣。

1928年1月28日：芝生（按即冯友兰）来信，谓恒慕义君回美国后，拟将《古史辨》译为英文，在美国出版。

1928年2月1日：与恒慕义书，劝其节译《古史辨》，因零碎材料或为欧美人士所不易理解也。

1932年10月17日：德坤（按即郑德坤，燕京大学学生）来，看其所译恒译《古史辨自序》之序。

1934年1月30日：闻刘毓才君言，印度Rahkit君读恒慕义所译之《古史辨自序》，欲作一文介绍于印度学界。

从日记中我们可以知道，顾颉刚曾就《自序》的翻译给恒慕义写过信，但这些信件均没有收入已经出版的《顾颉刚书信集》（中华书局2011年版），估计在多次动荡中已经丢失，这是十分可惜的，否则我们可以知道两人交往的更多细节。从上述抄录的日记中我们看到，顾颉刚在1928年2月1日的信中劝恒慕义“节译《古史辨》，因零碎材料或为欧美人士所不易理解也”，这应该也是后来恒只翻译顾颉刚自序，而不是整个《古史辨》第一册的一个重要原因。

原载2013年6月19日《中华读书报》

普林斯顿大学早期的中国研究

位于新泽西州的普林斯顿大学是美国的一所著名学府，近年来多次在美国大学排行榜中高居榜首。普大的中国研究虽然很难说是全美第一，但无疑是实力雄厚的重镇，与整个学校的水准相一致。普大今日的成就离不开以往一代代学人的努力，就中国研究而言更是如此。

普大的汉语教学开始于1930年代，第一位老师是Robert K.Reischauer，其兄是日后以研究日本著称的赖绍华（Edwin O.Reis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