段时光。

1932年刚到北京的费正清在家书中这样描写他和中国学者的第一次接触：“我感到惊讶的是一位现代的伏尔泰——胡适坐在我身旁，敬我笋片和鸭肫肝，别的人也对我异常亲密。我全然不明白之所以如此的道理，但是我一点也没有不快之感，并且借助于通常的中国酒，我感到胸怀开朗，什么事都对他们说了……这要花多大的功夫才能当之无愧地享有这份荣耀呢？”（《回忆录》英文版第46页）这种受宠若惊的感觉除了学识的差距之外，也有地位的差距，当时的费正清还处于前途未卜的状况，无论如何也不会想到自己日后会成为美国乃至世界的中国学“教父”。实际上，当时他和他的同学们最担心的是毕业后是否能找到一份工作，能否把他们在北京学到的东西派上用场。有一次在和詹森公使吃饭时，卜德情不自禁问了这一方面问题，公使半开玩笑地回答道：“完全没有可能，孩子们，你们只能去揩富人的油，而且最好是去洛杉矶。”时隔三十多年，这句话仍然让卜德记忆犹新，1967年4月24日在费正清60大寿那天，他在贺信中旧事重提，不胜感慨。确实，1930年代无论是汉语教学还是中国研究，在美国大学中都处于极其边缘的地位。眼前北京的留学生活虽然美好，但日后的工作前景却很黯淡。

好在历史的发展出现了重大的转机。随着太平洋战争的爆发，美国在华的利益越来越受到关注，在美国政府、学术团体和基金会的支持下，中国研究以前所未有的势头得到迅速的发展。在这样的有利形势下，最早的这批留学生很快找到了用武之地，他们在回国后分别执教于哈佛大学（费正清）、康奈尔大学（毕乃德）、宾夕法尼亚大学（卜德）、芝加哥大学（顾立雅）、华盛顿州立大学（戴德华）、哥伦比亚大学（韦慕庭）、加州大学（宾板桥）等著名学府，成为美国战后中国研究的中流砥柱。

在北京留学时，这些日后的大牌教授已经显露出他们的研究兴趣各不相同，如顾立雅主要从事中国上古史和哲学史的研究，西克曼专攻中国艺术史，韦慕庭的研究课题是中国的乡村管理，卜德则潜心研究中国思想史。1930年代冯友兰的《中国哲学史》出版后，卜德决定将这部大书翻译成英文，其上册的译稿于1935年完成，1937年在北京由一位法国书商出版；下册的翻译工作颇费周折，直到1952年才和已经出版的上册一起由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推出，此后该译本一直是西方各大学中国哲学史课程的标准教材，卜德一生的学术声誉也大大得益于这项开始于留学时期的翻译工作。

总体来说，由哈佛燕京学社派来的学生基本以古代中国作为研究对象，采用的依然还是传统汉学亦即文献考证的方法。他们对于近现代中国的事情只是一般的关心，并不纳入自己的研究领域。他们的老师叶理绥甚至非常极端地认为，1793年以后的中国不能构成真正的学术研究的对象，顶多只能属于新闻学的范围。

与这种“厚古薄今”的倾向不同，费正清将自己的课题锁定在近代中国沿海的贸易和外交，其研究方法在历史学之外又特别注重使用社会学、经济学等多学科交叉的方法。所有这些使费正清显得与众不同。他两次申请哈佛燕京学社奖学金都被拒绝是不奇怪的，这一经历对他日后决心另起炉灶——建立东亚研究中心来与哈佛燕京学社分庭抗礼——一定产生了某种心理影响。一个人早年的经验往往会影响他后来的发展。

这批最早的留学生后来的发展都很好，真所谓“同学少年多不贱，五陵裘马自轻肥”。由于回国后大家都很忙碌，又分散在美国各地，见面特别是所有人一起见面的机会并不多。费正清在回复卜德祝贺自己60岁生日的回信中，曾希望组织一次老朋友聚会，回顾北京的留学岁月，并把大家的集体回忆结集成册，以志纪念。可惜这一计划未能实现。今天我们只能从他们零散的个人回忆中拼凑那个时代的学术和生活图景；当然，这要比直截了当地转述往事更有兴味。

原载《读书》2010年第4期

从美国留学生看民国北京的学术地位

1922年9月，担任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主任不久的沈兼士在《国学门建议书》中写下了这样一段话：“窃惟东方文化自古以中国为中心，所以整理东方学以贡献于世界，实为中国人今日一种责无旁贷之任务。吾人对于从外国输入之新学，曰我固不如人，犹可说也；此等自己家业，不但无人整理之，研究之，并保存而亦不能，一听其流转散佚，不知顾惜，……以中国古物典籍如此之宏富，国人竟不能发扬光大，于世界学术界中争一立脚地，此非极可痛心之事耶？”沈兼士的话可以说代表了国学门同仁的心声，大家希望通过努力使中国人自家的学问“于世界学术界中争一立脚地”。

二十世纪初以来，西方汉学和日本东洋学的研究成果逐渐被介绍到中国，以伯希和（Paul Pelliot）为代表的外国汉学家也纷纷造访中国并和中国学者进行交流，这一方面固然开拓了国内学者的视野，同时更刺痛了他们的民族自豪感。从1920年代开始，把汉学中心夺回中国、夺回北京的呼声此起彼伏。据现有的资料来看，最先提出这一口号的当是陈垣，据他的学生郑天挺回忆，1921年陈垣在刚刚成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