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个别篇目前人也曾翻译过，比如《李斯列传》。

1938年美国学者卜德（Derk Bodde）出版了他的博士论文——《中国第一个统一者：从李斯的一生研究秦代》（China's First Unifier：A Study of the Ch'in Dynasty as Seen in the Life of Li Ssu），该文以李斯的生平事迹为切入点，从政治、社会、经济和哲学活动等方面探讨了秦朝统一中国的原因。作为美国秦史研究的开山之作，该文从英文文献的角度来看，最大的贡献在于将《史记·李斯列传》翻译成了英文，是英语世界最早的全译文。

学术是在发展的。卜德之后有华兹生，华兹生之后则有倪豪士（William H.Nienhauser）。就在华兹生三卷本出版的第二年，倪豪士领衔的《史记》全译本第一册问世了，翻译工作从1980年代末开始，到目前为止，一共出版了6册，分别是汉以前的本纪、汉代的本纪、汉以前的世家（上）、汉以前的列传、汉代的列传（一）、汉代的列传（二）。根据计划，全部出齐将有12册之巨。倪豪士曾多次表示，希望在自己的有生之年完成这一名山事业。

对于倪豪士的翻译小组而言，华兹生的译本无疑是最为重要的参考。五十多年前，当华兹生独自一人开始翻译时，他能参考的英译本非常有限，对他帮助最大的是沙畹（Edouard Chavannes）的法译本（Les Mémoires historiques de Se-ma Ts'ien）。从1895年到1905年，沙畹用十年功夫将《史记》的十二本纪、十表、八书、三十世家中的十七篇（至《孔子世家》）陆续翻成法文并分五册出版。沙畹以“信”为最高目标，译文附加大量的实证性注释，学术性极强，不仅是他个人的最高成就，也成为西方汉学的标志性成果。

沙畹的五大册是学术性翻译的典范，彰显的是《史记》的史学价值。或许是因为有这样的典范在前，并且难以超越，华兹生才把文学性和“雅”作为自己的翻译路向。他把工作重点放在沙畹没有来得及翻译的七十列传，内心深藏的可能是“为往圣继绝学”的雄心吧。

原载《读书》2016年第3期

华兹生的《庄子》英译

美国学者华兹生的《庄子菁华》（Chuang Tzu：Basic Writings）自1964年出版以来，一直备受好评，读者甚多。所谓菁华就是并非全译，而是选择有代表性的，除全部内篇（《逍遥游》、《齐物论》、《养生主》、《人间世》、《德充符》、《大宗师》、《应帝王》）外，作者选译了外篇中的《秋水》、《至乐》、《达生》和杂篇中的《外物》，共11篇。

19世纪后半期以来，英语世界出版了多部《庄子》译本，水平参差不齐，但都为华兹生的翻译提供了参考。最早的译本是巴尔福（Frederic H.Balfour）的The Divine Classic of Nan-hua：Being the Works of Chuang Tsze, Taoist Philosopher，出版于1881年。巴氏是英国人，1870年来华经营丝绸和茶叶，后来弃商从文，先后担任过《通闻西报》、《华洋通闻》、《字林西报》等报纸的主笔。除了把《庄子》翻成英文外，巴尔福还翻译了《老子》，看来他对道家情有独钟。对于他的《庄子》翻译，著名汉学家翟理斯（Herbert A.Giles，剑桥大学第二任汉学教授）评价不高，认为巴尔福的汉语水平完全不足以胜任这一工作（the knowledge of the Chinese language possessed by the translator was altogether too elementary to justify such an attempt）。相比之下，另外一位著名汉学家理雅各（James Legge，牛津大学首任汉学教授）则要宽容得多，他认为翻译《庄子》实在太难，第一个尝试的人毕竟勇气可嘉（it was no small achievement to be the first to endeavour to lift up the veil from Kwang Tze）。

巴尔福的译文确实不能细看，有些地方错得离奇。如《庚桑楚》有云：“介者侈画，外非誉也。”“介”就是“兀”，指被斩足的人；“侈”训弃；“画”指装饰自己——这两句的意思是说，一个遭受酷刑被砍掉脚的人，也就不自顾惜，对于“非”和“誉”全都不在乎了。俞樾在《庄子平议》中讲过这两句，一般认为最确切。陈鼓应先生将这两句译为“刖足的人不拘法度，超然于毁誉之外”（《庄子今注今译》下册，中华书局2009年版，第666页），极得要领。巴氏不大理解原文，翻为Servants will tear up a portrait, not liking to be confronted with it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