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家私，便是书籍。章太炎为他作的墓志铭说：“有余财，必以购书。”但凡好学之人，大都有这种癖好。当然，世上的书，实在读不尽，也买不完，而文人的钱财，更是有限，以有限的钱财，去购买无尽的书籍，自然是天天要闹穷了。一次，黄侃跟他学生聊关于买书的趣事。说他的太太，常常责备他拼命去买书，有时把钱汇到外埠去买，钱寄出后，天天盼望包裹，等书真的寄来了，打开包裹，匆匆看过一遍后，便把书往书架上一放，甚至从此便不再翻阅，这实在是太浪费了。黄侃却回答道：“要知我买书的快乐，便在打开包一阅之时，比方我俩结婚吧，不也就在新婚燕尔之时最乐吗？”由于藏书甚多，如何放置这些“珍宝”及搬家时怎样装书便时常困扰着他。黄侃的书全是散放在架上的，甚至地板上几案上也一堆一堆放着。有一次，广州中山大学请他去教书，无论校方怎样苦劝，开出的待遇多么优厚，黄侃都不答应。别人问他为何不去中大教书，黄侃淡淡地答道：“我的书太多，不好搬运，所以就不去了。”然而，黄侃辛辛苦苦收藏的书籍最终却横遭他人糟蹋。“一·二八”事变的时候，黄侃举家搬迁，仓促中装了八卡车书，运到采石矶暂存，不料被当地居民盗出，成筐论斤地当作废纸卖了。实在是暴殄天物！

“恃才泡妞”

别看黄侃脾气古里古怪，长相其貌不扬，但却也是一位风流好色的“多情种子”。他的韵事秘闻数不胜数，足足可以装上一箩筐，实在让人拍手称奇。

据时人不完全统计，他一生结婚竟多达九次。黄侃的发妻是王氏，两人聚少离多，有名无实。他曾担任同族女子黄绍兰的塾师。后来，黄绍兰从北京女师肄业，去上海开办博文女校，黄侃便到上海追求她。当时发妻尚未下堂，黄侃于是心生一计，哄骗黄绍兰与自己办理结婚证书，用的是李某某的假名。黄侃的解释是：“因你也明知我家有发妻。如用我真名，则我犯重婚罪。同时你明知故犯，也不能不负责任。”谁知好景不长，黄侃回北京女师大教书，与一苏州籍的彭姓女学生秘密结合，此事被黄绍兰的好友侦知。黄绍兰闻讯，欲哭无泪，因为婚书上男方的姓名不真，又如何对簿公堂，讨一公道？更可悲的是，她与黄侃生有一女，其父恨她辱没家风，一怒之下，与她断绝父女关系。后黄绍兰投在章太炎门下，深得章夫人汤国梨的同情，但她仍然摆脱不了黄侃给她心灵投下的巨大阴影，变得疯疯癫癫，最终悬梁自尽，借以解脱。汤国梨在《太炎先生轶事简述》一文中公开表明她看不惯黄侃极不检点的私生活，骂他“有文无行，为人所不齿”，实乃“无耻之尤的衣冠禽兽”。

然而，虽说制造孽债不少，黄侃却并未有收手之意，继续追求“窈窕淑女”。在武昌高等师范学校任教时，原配夫人王氏去世，黄侃恢复了自由身。当时有个大三女生黄菊英，与黄侃的大女儿同级，假日常到他家里来玩，以父师之礼事黄侃，黄侃对她也很好。两人日久生情，终于传出“二黄师生恋”的艳话。但是，黄菊英的家庭比较守旧，根据“同姓不婚”的习俗，他们难能成为连理。黄侃为表示对黄菊英的情意，就填了《采桑子》一词，云：

今生未必重相见，遥计他生，谁信他生？缥缈缠绵一种情。

当时留恋成何济？知有飘零，毕竟飘零，便是飘零也感卿。

手捧这么煽情缠绵的佳句，试问天下有几个女子会不动心呢？黄菊英看后，大为感动，毅然决定脱离家庭和他成婚。此事很快传遍武汉学界，顿时成为丑闻。依照黄侃我行我素的个性，怎会害怕别人骂他伤风败俗？他居然要学生收集骂他的小报，以供蜜月消遣，真是匪夷所思也。

钱玄同：性格教授，疑古宗师

钱玄同（1887—1939），原名钱夏，字德潜，号疑古，汉族，浙江吴兴（现浙江湖州市）人。语文改革活动家、文字音韵学家、中国“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之一、著名思想家。曾主张废除汉字。

纸上“双簧戏”

在“五四”文学革命的前驱者中，钱玄同可说是一员骁将，一位急先锋。他虽然并不是发难者，但却最早给发难者以强有力的支持。1917年初，当胡适在《新青年》2卷5号发表《文学改良刍议》之后，钱玄同立即在该刊2卷6号发表《通信》作为声援，内云：“顷见5号《新青年》胡适之先生《文学刍议》，极为佩服。其斥骈文不通之句，及主张白话体文学说最精辟……具此识力，而言改良文艺，其结果必佳良无疑。惟选学妖孽、桐城谬种，见此又不知若何咒骂。”此后，钱玄同又发表了《论应用文之亟宜改良》等重要文章，提出了文章应加标点符号，数目字可改用阿拉伯号码，凡纪年尽量改用世界通行的公元纪年，书写方式“改右行直下为左行横移”等主张。钱玄同的助阵，使陈独秀、胡适在寂寞中深受鼓舞。陈独秀对钱玄同的“崇论宏议”表示“钦佩莫名”。他在复钱玄同信中说：“以先生之声韵训诂学大家而提倡通俗的新文学，何忧全国不景从也。”胡适说，钱玄同对他的赏识使他“受宠若惊”，“自信心更强了”；又说，“钱教授是位古文大家。他居然也对我们有如此同情的反应，实在使我们声势一振。”尤其重要的是，钱玄同将“桐城谬种”和“选学妖孽”确定为文学革命的对象，击中了当时模仿桐城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