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式。刘师培以“攘夷”为历史使然。刘师培坚持黄帝纪年。他认为，一个民族必须追溯自己的起源，中华民族的祖先是黄帝，应以黄帝纪年。刘师培的思想存着一份爱国热忱，因此他对未来的中国抱着殷切的希望。他说：“吾远测中国之前途，逆料中国民族之未来，吾惟有乐观。”“则中国之在二十世纪必醒，醒必霸天下。”他还说：“中国其既醒乎，则必尽复侵地，北尽西伯利亚，南尽于海。建强大之海军，以复南洋群岛中国固有之殖民地。迁都于陕西，以陆军略欧罗巴，而澳美最后亡。”“既醒之后，百艺俱兴，科学极盛，发明日富，今世界极盛之英德美不足与比也。”不过也要看到，在许多的“主义”中，大概民族主义最难把握“度”，每当走过头便可能仄向狭隘的一途。

《攘书》把刘师培推到了排满革命的最前沿，这也奠定了他在中国近代革命史上的重要地位。他的言论及行动都是激烈的，这一时期刘师培表现出来的“排满”决心与热情无人能及。

刘师培在《警钟日报》上射出的另一个“炮弹”就是《中国民约精义》，即用中学来解释西学的民主观点。

刘师培早年是一个别具特色的民主论者，他注意用中学解释“民主”，想在中西学融会贯通中，求其新解，并能被中国人接受，这应该说也是将西洋学说“中国化”的一种尝试。刘师培在《中国民约精义·序》中说，我国国民知道有“民约”二字的，已经有三年了。卢梭《民约论》为欧洲政学之力作，对中国仅增加一新名词而已，实应大力宣传，以求普及。同时他又认为“民约”思想，中国自古以来就有发明。故当可从中国经典中寻找出本国“民约”思想精华。由此原因编写了《中国民约精义》，在这本书中他引用《周易》、《尚书》、《诗经》、《春秋左氏传》、《春秋公羊传》、《春秋谷梁传》、《国语》、《周礼》、《礼记》、《论语》等有关君民、君臣关系论述，旁征博引，述及己见，论“民约”思想，证明在中国可以实行“民约”思想。

刘师培的《中国民约精义》对于清末年宣传民主思想有着积极的推动作用。

刘师培毫不讳言称自己是“激烈派第一人”，他曾热情地讴歌主张社会革命的卢梭：“他说的话都是激烈不过的，那巴黎的革命，就是被他鼓动起来的。”他认为这种激烈的态度是每一个新型的知识分子必备的条件。他指出，一个真正的维新者，除了具有新学知识外，还应具备三个条件：“一是讲国学，一是讲民族，一是主激烈。”

在言论上他是主激烈的，行动上他也不示弱。1904年的11月，蔡元培、陶成章在原军国民教育会暗杀团的基础上，组建了光复会。该会以暗杀和暴动作为主要抗清手段。光复会一成立，刘师培就加入了，而且是最积极的一员。没多久，他就和另一个会员万福华去刺杀王之春。王之春生于1942年，曾任浙江、广东的按察使。1898年他在四川布政使任上疯狂镇压余栋臣起义，被升了官，当上了山西、安徽巡抚。1902年任广西巡抚时，主张以出让广西矿产权利为条件，“借法款、法兵”镇压广西人民起义。他的这一做法成了国内拒法运动的导火索。清政府第二年就把他解了职。刘师培找这样一个人下手，是为了解心头之恨，并给那些卖国的官员们敲一下警钟。这次刺杀行动以失败而告终，刘师培第一次感受到了干革命并不是件容易事。后来徐锡麟安庆起义的失败再一次证明了暗杀和暴动这种冒险的激进行为，是不足以撼动一个政权的基石的。

紧接着，新的打击又来了。他主笔的《警钟日报》由于反满言辞过于激烈，1905年3月25日清政府突然下令查封，并追究主要负责人的责任，刘师培在通缉之列。从“排满”到革命，从反对“三民主义”到宣传文化民族主义，再到宣扬无政府主义，宣传复辟帝制等等，刘师培学术道路上遇到了阻碍，使他不能平心静气地去研究国粹学，在仕途上他也是走上了一条狭窄的道路，最终只落得仓皇出逃的命运。

生活的艰辛再加上现实的压迫，动荡不安的社会造就了刘师培善变的性格。

少年国学大师

激烈的“排满革命”言行，尤其是《攘书》和《中国民约精义》发表之后，使刘师培声名鹊起，成为与章太炎、蔡元培齐名的革命党人。

就在《警钟日报》被封的两个月，邓实、黄节等人在上海成立了一个以“研究国学，保存国粹”为宗旨的国学保存会，创办了机关刊物《国粹学报》，“内典道藏旁及东西洋哲学，无不涉猎及之”的刘师培其国学造诣，在所有的保存会会员中无出其右者，就连章太炎有时候也自叹比不上他。

因为待在上海并不顺利，刘师培1905年回到老家芜湖。回到老家后，刘师培经常收到章太炎写给他的信，信中章太炎极力劝刘师培应该致力于学术研究以保存国粹。此时，刘师培又想起了章太炎在狱中说的那些话，被这个比他大15岁的师友感动了。

刘师培决定研究国粹，从此，在《国粹学报》上出现了刘光汉（刘师培曾用名）这个名字，有人统计过，从《国粹学报》第1年第1号到停刊，共出82期，几乎每期都有他的文章，他来上海后，开始著述工作，到民国元年，经历了7年，这期间他著述43种，而发表在《国粹学报》上的就有33种。几乎期期都有